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14）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262]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像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263]

现在社会改革谈得较多的是“社保”。毛泽东也高度关注社保问题，但反对言不及义地谈社会保险，他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会保险。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264]在这里，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作为人民群众人身保险的前提。为此，1958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时特意加写这样的警示：“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265]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266]而保证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最终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并在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不容动摇的国家制度。宪法“总纲”第一条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此，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

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267]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268]

毛泽东同志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对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改革来说，不能不说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

九、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看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极端幼稚，毛泽东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更迭教训，决定开展教育革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269]。作为成熟的治国人才，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更需要运用国力的能力。但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有一些逻辑推论和数量统计就够了；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相当的政治经验。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相当的反复拉伸的经验的道理一样。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了表率。

毛泽东同志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有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270]

毛泽东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271]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272]。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它是实践的，物质是矛盾和变化的，所以它是辩证的。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越界是矛盾转变的标志和开始，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有效实施的。基于此，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表达的“人民必胜”的认识归纳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诉全党：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273]

毛泽东明白，压迫民族推行世界扩张政策的真正阻力来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们的优势在于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当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时候，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正因此，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74]

毛泽东战略思想只能为与人民在一起的政党运用。脱离人民的政党或统治者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那里的统治者是为垄断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没有人民支持，他们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国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275]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276]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 ）[277]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