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15）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279]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为了保住其高额垄断利润，他们宁愿选择竭泽而渔的道路，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280]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281]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282]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283]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284]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285]

用同一方法，毛泽东看到了苏联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286]

11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时再次强调这一点说：“苏联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287]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听到希思说苏联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288]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两次手录清朝人严成遂《三垂冈》一诗[289]，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290]。[291]

中国已经崛起且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根本无力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毛泽东意在告诉我们，只要中国能够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292]，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在纷繁复杂的万象事物中，毛泽东总能敏锐找到其力量运用边界。他一生不打远仗，最远的也就到中印边界。1965年1月9日，斯诺问毛泽东为什么你总是说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293]远战当速，近战可久。1950年开打朝鲜战争，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启动对印自卫反击战，在两个月内大启大合。毛泽东明白的，远处用兵是要拉长战线并由此要有长线长时的财力支出，许多国家就是被这越来越大的费用耗倒的。苏联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不太明白这样的哲学，搞世界革命且是实打实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结果把自己给拖垮了。英国衰落就是从占领印度洋开始的：为了巩固占领印度洋的战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战争，打了两次对华鸦片战争，收获不少，但支出更多。进入21世纪的美国更是在英国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昼眠夜作进行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你。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说笑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对此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294]宾主大笑。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同期的苏联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战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运用的边界及其国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 ）[295]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96]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297]，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298]。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299]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基辛格这段话做出的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