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

第二，我国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是这些年持续演变的结果。其一，从三次产业增速变化的情况看。农业基本比较稳定，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过去一直是二产增速相对比较快，现在三产增速开始超过二产。2012年以来，三产比重比较明显地在上升。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们原来从计量模型做了一些研究，如果把三次产业转换成产出构成，按不变价来计算，目前我国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没有那么快。因为这个变化既有工业增速下滑比较多，使得服务业增速相对较快，也有两者之间相对价格，工业品PPI连续4、5年负增长，服务业价格是上涨的，就是说价格因素在里面。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变化，我国现在制造业或者第二产业在产出中的比重仍然是50%以上。以此推算，我国服务业产出比重，按照不变价来算，超过工业或第二产业，可能要到2030年以后。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国服务业增速，第三产业增速是快于第二产业的。就是说，从供给角度看，从生产方来看，对于GDP的增长，我国第三产业的贡献度是越来越大。

其二，我国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明显变化。

外贸进出口也很难指望有很大的变化。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每年经济增长有2%的增长来自于外需，来自于出口减进口的贡献相比，现在这个影响力很小了，只有零点几个点，甚至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扩大的非常快，到2014年超过了4万亿美元。尽管我国出口占全球比重仍有增长空间，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大，难度是相当大的，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取决于有新的产品。现在我们的高铁、核电、重装这块出口开始增加了，但是相对于以往加工贸易大幅度萎缩来说，这些对我国出口的正面影响还是有限的。我国大部分传统产业增速在下滑，如果传统产业不止跌，那么经济增速很难稳住。新兴经济这块在增长，但是占的比重比较小，还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才能真正抵消这种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出口贸易增长不能再指望像过去一样两位数的高增长，“十三五”期间能有一位数的平稳的增长，就已经很不错了。

国内最终消费比重超过50%，明显上升，但是与全球来比，仍然偏低。全球平均水平是70%，发达国家达到85%以上。我国消费的总体比重相对偏低。特别是由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需要，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剔除政府消费和存货，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7%，相当低，比发展中国家还要低。可是，消费比重的提升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很痛苦的。等于说是投资增速在下降，那经济增长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就是说，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增速是必然放缓的。一方面优化结构。从政府工作的角度来讲，稳增长的关键还是稳投资，当然投资要有效。我们过去9%以上的经济增长是靠15%、17%，甚至2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来支撑的。在调结构过程中，今后消费要不断扩大其在GDP中的比重。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相对来说，经济增长速度一定是要下来的。

今后对外投资有可能超过利用外资。我国过去以利用外资为主，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对外投资步伐非常快，加上我国现在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建设等等，2014年两者都超过1000亿美元，差距只有35亿美元，2015年基本上这个差距缺口会越来越小，今后甚至对外投资超过利用外资都有可能。

第三，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量之间的变化，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到这个规模以后，真是很难继续像过去一样快速增长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能源生产消费总量比以往要明显提升。过去我们用5%到6%的能源增长支撑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但是，消费量和生产量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我们能源对外的依存度越来越高。我国原油有60%都依赖进口。这两年，随着经济持续下行，特别是上游产业的放缓，2015年，煤炭行业也是全行业亏损，钢铁企业不景气，发电企业机组停的也不少，一直在放缓。要折成标准煤的话，我国现在能源消费量超过40亿吨标准煤，2014年大概是43亿吨标准煤，我国一次能源比重，煤炭占了67%到68%，对环境的约束和影响也很大。这样一种能源结构、这样一种规模，如果还像过去那样8%、9%的增长，那么对整个环境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与内涵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最新的亮点，就是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

（一）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从经济学历史来讲，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政策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内容。1930年大危机之前，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的主要理论是自由竞争理论，当时是亚当·斯密理论主导的，政府不干预经济。萨伊定律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认为市场是自由竞争自动实现均衡，不可能出现失业，不可能出现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但是，1929年席卷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失业率高达25%以上，四分之一的人失业，大量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大量的失业。资本主义基本上到了崩溃边缘。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凯恩斯提出，资本主义不能够实现自动、充分就业均衡，主要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不足的。一方面，人们有了钱以后，有一部分钱总是要用于储蓄，收入越高，消费越少，因此，这一大块需求就不足了；另一方面，资本边际效应是递减的，投资越多，效率越下降。所以说，总需求总是不足的。因此，政府必须积极地扩大财政政策和扩大货币政策，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促进充分就业。这是短期的宏观经济管理。从经济学理论来讲，凯恩斯理论和以往建立在个人自由行为为基础的企业利润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基础上的传统微观经济理论之间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出现，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西方国家靠扩大需求、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现了工业化国家黄金发展的10多年。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需求侧的管理，不断刺激，结果导致物价成本上升，通胀压力上涨，加上20世纪70年代初中东危机、石油禁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美为首的工业化进入了滞胀。面对滞涨的两难窘境，20世纪80年代里根开始采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就是降税，降低税率虽然对税收有影响，但是由于企业税负下降了，其积极性增加，所以税基就增加了，最后税收总量还是在上升的。与降税配合，还有结构性改革，即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过这种供给方面的改革，使得美国最终走出了滞胀的泥潭，为克林顿时期信息革命到来以后新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其次，从我们国家来讲，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借鉴西方的一些理论，很重要的一点，我国在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而且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这里面有两个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外部需求的收缩和国内传统消费、需求的饱和，大量传统产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存量供给远远超过市场需求。新常态下，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期，外需很难有大的变化，我国劳动力成本也上去了，外面没有这么大的需求了。我国国内到了中高收入阶段，需求个性化、多样化也很多，很多产能生产方式还是按照过去大规模的需求设置，肯定不行。

另外一方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类消费对需求的性价比、安全质量要求很高，消费趋势也愈发向个性化、高端化、服务化方向发展。从实际来看，我们的有效供给是跟不上的，如果能够跟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到日本买马桶盖、电饭锅、滴眼液、保温壶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了。因此，如果要稳增长，光是扩大需求是没有用的，恐怕还是要实施供给侧改革，供给要适应这个需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绝不仅仅是满足供给体系的质量，而是要让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市场需求，给企业松绑，创造更好的环境。因此，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要使得供给体系更加有弹性，更加能够灵活地适应需求结构的调整和变化。推进供给侧改革不可能仅仅就供给侧谈供给侧，也不是说需求方面不重视，它还是一个结构性改革的涵义。就是说，体制机制不变、规制不变的话，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很难调整，那么，产业结构也就很难变化。换言之，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重塑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方式，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朝着优化结构方面转变。

    （三）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强调从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我们可以用更广泛、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强调从供给侧着力；另一方面是宏观调控方向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宏观调控的视野怎样促进有效供给的形成和持续。2016年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一方面还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到2016年的要求，讲了五大政策。原来讲三大政策，即是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宏观调控总体思路。现在又加了两条，即：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这五个政策不仅仅是管当前的，也是管长远的，是和结构性的改革配合在一起，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