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增加供求两侧新动能的黄金结合点

当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23个季度从高位下行，尽管我们从宏观上采取了诸多稳增长的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如预期。问题的关键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有传统增长动力在衰退，而新的增长动力还在孕育，由此出现了新旧增长动力不能有效接续的矛盾。面对如此宏观环境，应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侧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这可能是我们破解发展难题、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把钥匙。

新型城镇化是解难题稳增长的战略举措

“十三五”时期，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要翻一番。为此，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必须在6.5%以上。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并复杂化，对中国的需求明显下滑，国内需求也严重不足，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连续6年下降。从供给看，占社会总投资58%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销售困难，效益下滑，投资下降。这意味着要保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寻找有效的发展动力。从可供选择的领域分析，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重要动力源泉，但成长速度过慢，难以迅速填补传统产业被淘汰、转移留下的空间。而新型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现实源泉。2015年我国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按照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将其中的一亿人口转变为市民人口，会产生巨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根据我们的研究，到2020年如果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000万和1500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每年将会带来投资和消费至少2.25万亿，最高可带来4.9万亿元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5到6.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今后如果体制改革到位、政策措施配套得力，新型城镇化确实能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贡献。另外，同工业化相比，城镇化的推进能消耗大量工业产品，有利于“去产能”、“去库存”，而工业化是增加供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供给大于需求，产能严重过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可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大大缓解产能过剩矛盾，矫正长期扭曲的经济结构。

城镇化可为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转型提供支撑平台

城镇化不仅能创造巨量的有效需求，还能创造可观的有效供给。与农村相比，城镇是资本、技术、人力资源、交通物流、通讯设备等要素集聚强度最高的区域，也是公共服务供给效应发挥最充分的地区。基于这些优势，城镇化过程中人口集聚带来了服务业的快速成长，最终在经济增长中服务业替代了制造业，成为贡献最大的产业。根据中国30多年来的数据分析，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提高0.61个百分点，就业比重提高0.72个百分点。按照绝对数量计算，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第三产业累计增加就业人数7250万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到2020年达到53.5%。

同时，制造业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创新活动，大部分都是在城镇开展和完成的，城镇为技术研发和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支撑平台，是人力资本提高和知识积累的大熔炉。制造业发展所需要的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物流、法律、会计、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也是城市能创造的有效供给。因此，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依赖城镇化的推进来完成。当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需要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公共服务，恰恰是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能提供的。因此，城镇化的推进与制造业乃至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新型城镇化可助推中国迈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要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需要强调的是，当一个经济体从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需要构建两个社会，一个是以城市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市民化社会，另一个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这两个社会的构建与形成，都必须以城镇化为载体。因为市民化社会建立就是城镇化本身的内容，中产阶层成长大都是在城市完成的。根据国际经验，当发达国家从中上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时，该经济体的城市化率一般都超过70%。目前，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在80%以上。这一时期，城镇发展恰恰能为中等收入阶层集聚和成长提供主要空间，显然城镇化也是推动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来源。比如，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由中上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1970年人均GDP达到10760美元（2010年价格）。此时，日本的城市化率为72.1%，中产阶级占到73%。很显然，到本世界中叶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水平，从目前情况看，我们所要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水平和所要达到的中产阶层比例，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目前，我国的常住城镇化率为56%，户籍城镇化率约37%，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仅有20%左右。面对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中国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动力、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