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功臣政治 （3）

三

但是，功臣政治是注定会走向衰亡的。功臣第一代，甚至第二代，他们对于权力的享有似乎有着绝对的正当性，连皇帝和法规也会对此给予承认。但是，进入第三代之后，他们的政治正当性理所当然地会遭到质疑。如此，功臣子孙的不自信会越来越严重，而攻击者越来越理直气壮。这种现象，表面上是一种政治斗争，本质上却是政治社会的进步，而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皇帝与士大夫合作，一起结束功臣政治。

这里所谓的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个群体。如果从广义的阶级论，士大夫属于地主阶级。但是，很多士大夫成员，可能在财产上一贫如洗。士大夫更主要的特征是读书人，是古代知识的拥有者。强调这一点，士大夫更应该归纳为知识群体。同时，士大夫又是官员的来源和去处，从而士大夫又与官员存在交合关系。有学者概括士大夫是士林、官场和地主的“三位一体”，由此则可以证明，士大夫既不是士林，又不是官场，更不是地主。士大夫是拥有知识的群体，所以在当时的理论上具有解释权，因为政治理论就是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对于朝廷的政策、行为也有评论的能力与影响力。如果笼统地总结，可以认为士大夫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精英的集合体。他们有社会理想，有政治热情，熟悉法律及其原理，明了社会疾苦，甚至不乏管理才干。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传统的贵族阶层被消灭以后，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士大夫就成为中坚力量。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的政治领袖与士人阶层的成功合作，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变，告别了贵族政治，中国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面对功臣集团，皇权与士大夫群体再一次进行合作。汉武帝时期，是西汉结束功臣政治的转折期，正是汉武帝时期，广泛采取了从社会上选拔人才参与政治的政策和制度。察举制是董仲舒提出、汉武帝采纳的选拔官员制度，它规定：20万人口以上的郡国，每年给一个察举名额，40万以上的给两个名额。为什么汉武帝时期采取新的察举制度？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功臣政治衰落，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选官制度取而代之。

功臣集团的陨落具有必然性。其一，功臣集团相对于全部国民而言，自然是一个极小的存在，即使是对于士大夫群体而言，功臣集团也是一小部分而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人口普遍增加，但是功臣集团的成员却只会不断减少。以西汉的情况而言，功臣“子孙骄逸，多抵法禁，殒身失国”。一方面是他们行为不端，另一方面，法禁趋严。根据史书的归纳，汉高祖封列侯143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仅仅剩下了4家。所谓法禁趋于严密，自然显示了朝廷（皇帝）的动因。其二，功臣子孙也会有不同的人生选择，在读书入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的时候，或许就有功臣子孙不屑于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过活，成为人人鄙视的啃老族。相对而言，士大夫群体的崛起同样具有必然性。一方面，士大夫更具有社会代表性，他们是皇帝体现全民皇帝性质的更佳对象。另一方面，和平时期，士大夫群体读书入仕，具有更强的竞争性和更大的优越性。

无独有偶，唐高宗打掉了长孙无忌的“关陇集团”之后，也在选官制度上加强了科举考试的力度。汉朝的选官制度举孝廉是汉武帝时代大力推广的，唐朝的科举制度在高宗、武则天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展现，一个王朝的盛世景象开始酝酿。

结束功臣政治，挺进新时代，历史正是这样演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