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俄罗斯国家的兴衰规律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和启示？（4）

记者：您认为俄罗斯国力伸缩规律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或启示？

张文木： 俄罗斯国家与中国的真正关系缘起于俄国自17世纪以来的三百多年间的向远东扩张。其特点是由西向南继而向东扩张，其所受到的阻力依次递减。向远东扩张面临的阻力是最小的，因而其速度也最快。这是由于西伯利亚地区不宜于农耕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空旷人稀，加之北冰洋的不利于人生存的高寒条件，又使俄罗斯避免了其他国家如法国、中国、美国等都不得不面对的南北夹击的安全压力；如果考虑当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衰落这一因素，已进入工业文明的俄罗斯人的扩张在远东获得了远比欧洲英法扩张更为广阔的陆地空间：俄罗斯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陆地版图最大的国家，这与已进入工业文明的英国人向东方扩张使其成为世界海上领土最多国家的道理一样。

受这种世纪性的东方征服影响最大的是农业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几个东方大国。大概由于中国处于欧亚大陆东方尽头的缘故，再加上中国人特殊的哲学天赋，中华帝国有幸成为这种农业文明衰落进程中继古埃及、古印度之后最后倒下因而也是持续时间最久的文明古国。与古埃及、古印度不同的是，这次倒下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保住了作为大国的基本版图。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对四大文明古国比较后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安全环境也曾有过相当不错的纪录。当人类处于没有蒸汽动力因而还不能征服大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并无南顾之忧。但当人类历史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并因此征服了大海之后，曾经让中国人最放心的南方反成了其领导者最忧心的地方，沙俄东进来到远东后，中国就开始面临着南北夹击的安全形势，这种形势迫使中国不能全力以赴应对来自北陆俄国和来自南方海上对中国的威胁。这从南北两个方向都给中国带来安全的压力，甚至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曾险些造成中国以长江为界的南北分裂，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才使这些分裂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中国毕竟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国家从南北两向施加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与俄罗斯人的命运相似，中国人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国土，但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含括东亚大陆的帝国地位。

中华帝国在西方列强南北冲击下的解体使中国南北两面被剥离出大片破碎小国。在南方就是从缅甸到越南的那些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脱离中华帝国转而落入西方海上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之手；在北方除大片中国领土为俄国直接占领外，还出现了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系列小国独立。蒙古的独立是对中国安全负面影响最大的一着：它从中国正北方部位深深切入，俄国人由此可直逼中国首都北京，通过中长铁路可直插辽东半岛，控制旅顺基地。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苏联在中国新疆和东北已有相当的控制力，在此条件下，从蒙古侧击两翼则随时可促成中国东北和新疆从“民族区域自治”滑向变相“独立”。斯大林肯定明白，要想得到中国的旅顺基地，就必须保证西伯利亚铁路的安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中国塞北或长江以北，而蒙古独立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步骤。

然而，在逻辑与力量间建立合适的比例关系，即使是对斯大林这样的大政治家来说也是一个极难把握的问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促成中国参战，而参战的结果却使曾搬起“雅尔塔”石头砸向中国的苏联与美国一道遭到了中国胜利的反弹：战争结束后，美国退到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苏联也由此失去了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东北地区也彻底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线建成后中国对新疆控制力加深的因素，由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府促成的蒙古的独立对中国造成的上述负面影响已大为弱化。

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的实际控制力全面北进直达黑龙江，这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及由此形成的安全环境。这一成就使得中国力量自20世纪20年代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大幅扩展。但是值得说明的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有赖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高超的战略谋划，还有赖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同时，在地缘政治上，也有日本衰落后中国东北地区离苏联的欧洲中心过于遥远、美国因东北亚远离其海上战略利益线等原因。如果联系起20世纪30-40年代初日本成功将苏联逼退东北亚、1939年日本在蒙古边界诺门坎对苏联作战的惨败以及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胜利和1969年8月中国军队在新疆铁列克堤的失利，我们又可以发现，苏联在远东地区，具体说就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控制力是由西向东逐步递减的。但苏联这种由西向东逐次递减并表现出（在远东）的脆弱性，又由中国从东到西控制力逐次递减（直至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特性得到了补偿。斯大林认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选择蒙古而不是东北促成了北方蒙古独立的目的。这一近乎物理力学的原因使得历史上的俄罗斯国家宁可让其重心在东部的中国控制新疆——比如支持中国清朝时期的左宗棠消灭为患十年的阿古柏伪政权——也不能让伊斯兰地方势力集团在此地区结成政治板块。这也就是历史上“藏独”和“疆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从来没有在中国境内成功过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俄罗斯国家与中国这种东西两极力量对应性递减的势能在中间地带会有一定的中和。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国家力量强势时，这一地区的中间力量（比如蒙古等）就会对其南方的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相反，在俄罗斯国家力量衰落后，这些中间力量为了自己的安全，它即使没有也会自己主动退出中间地带，使之成为与远东大国的缓冲地带。比如，1920年4月6日，苏俄在中西伯利亚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就是主动与远东暂时隔离的防御性措施。在中苏友好期间以及苏联解体后，不仅蒙古，而且目前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中亚五国都是俄罗斯在衰落时期主动在俄中两国间推出的缓冲地带。

记者：记得您在《中国地缘政治论》一书中提出欧亚大陆存在一个“2.5力量结构”及其变化规律，请问在这个结构中如何认识中俄关系？

张文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度至60度之间可容纳的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都是短命和失败的；但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目前日本右翼分子最希望中国在中亚地区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挑拨中俄关系。试想，如果今天的俄罗斯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那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因无力填补在中国西陲出现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而对俄罗斯产生“老九不能走”的迫切需求。

记者：您说望洋兴叹是俄罗斯的命运，请教授谈谈中国海权的特点。

张文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地缘政治的特征可以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一个中心，就是中亚和中东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两洋即以欧亚大陆为依托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地区是现代工业不可缺少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在中亚地区的高度一致性，使中亚成了近现代世界性大国的必争之地。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的本质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研究初期曾把中国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鉴于目前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我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两书中，我的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这两本书中，我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但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中国既不同于与大海无缘的俄罗斯，也不同于远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进入这两大洋中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它背靠全球战略制高点昆仑山，放眼世界面积最大的海域——东接太平洋，南近印度洋，居昆仑观两洋为周边，坐北面南，尽占地利优势，中国不用任何领土扩张，更不需要像英美国家花大资源建立漫长的海上岛屿链，这样的地缘优势使中国有的是时间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世界影响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