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耀宏：把我们党“办成一所大学校”

干部教育工作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一项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作。在延安时期，我们党着眼于“改善工作”、“建设大党”和克服“本领恐慌”的需要，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工作，造就了一支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有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进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确保干部学习教育的经常性与有序化

在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客观条件极其困难的岁月里，我们党以强大的政治气魄，花费巨大精力，既深入开展干部在职教育，又创办大量干部学校，形成干部教育整体推进的格局，使延安成为名副其实的窑洞大学，成为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大熔炉。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的号召，随即在职干部教育迅速兴起。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把干部在职教育引向深入，中央专门成立干部教育部，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对干部类别、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学习方法、经费保障等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同时决定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还在机关学校部队普遍组成各类学习小组，并以各类学习小组为载体，使在职干部教育有序开展。

与此同时，我们党把办好干部学校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先后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等，明确各学校的定位和办学要求。当时我们党恢复了中央党校，在延安及其周边地区，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等干部学校。按照党中央大办干部学校的部署，陕甘宁边区和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也普遍创办干部学校，加大了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据统计，仅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创办的干部院校就达三十多所，为我们党培养了数十万名治党、治政、治军优秀人才。可以说“延安处处有学校、延安遍地有歌声”，“吃小米饭、攻理论山”，就是当年我们党大规模教育培训干部历史画卷的生动写照。

理论武装与能力提升有机融合

为了提高干部思想素质和增强工作能力，延安时期针对干部职级和类别特别是文化层次，规定不同的学习内容。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把在职干部分为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四类。

针对不同类型的干部，规定不同的学习内容和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非常注重干部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内容配置和有机结合。强调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两项。开展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激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坚决摒弃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或仅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对于文化程度太低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着重开展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而对于高中级干部则强调于业务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

在方法上，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以个人自学为主。在个人自学基础上，开展深入的研讨活动，注重培养干部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习惯。坚持废除注入式教学，倡导启发式教学。坚持废除空洞说教式教学，倡导实验式教学。强调“教、学、做”合一，主张使干部从处理事物的过程中，获得分析、比较和综合等经验，增强学以致用能力。坚持聘请中央领导和各根据地来的负责人给干部授课或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如毛泽东1937年就曾给抗大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上午讲2次，历时3个月，授课110多个小时。由于既紧跟时代又符合实际，既突出了干部教育的主业又增强了干部教育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使得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呈现出高潮迭起、不断深入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