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北平的移民和侵略（3）

日侨配合日本侵略北平的累累罪行

日军占领北平后，在日本政府“奖励移民”政策引导下，大批日本人怀着“一攫千金”的梦想来到北平，配合日本侵华政策，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一起，广泛渗透到北平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层面，在日本侵略北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所谓“更生中国”“调整国交”时，称“中国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会联想到它的特务机关，和为非作歹的浪人，就会联想到贩鸦片，卖吗啡，造白面，销售海洛因，包赌包娼，私贩军械，接济土匪，豢养流氓，制造汉奸，一切扰我秩序，败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阴谋。”北平的日侨对北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

日侨是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日军占领北平后，为有效进行殖民统治，在日军操纵下，北平成立由日本“顾问”控制的傀儡政权。1937年9月2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关于建立华北政权的方案》，规定“适应时局的发展，及时地向华北建立亲日满为其政纲的政权”，“聘请少数有能力的日本人为顾问”。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下，北平的各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聘请大批日本“顾问”，协助中国方面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这些日本人名为“顾问”，实际充任监督者和“太上皇”，成为北平伪政权的幕后实际统治者。伪政府还聘请了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推荐的日本技术员、教授、教官、教导员等担任伪政府的职员。如北平“东亚文化促进会”，“会长”“部长”有日人6人，日籍“评议员”59人，中国人则只有39人。“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平总社，主要职员133名，中国人只有24名，其余109人全是日本人。侨民在各级机构中名为“顾问”，实为“太上皇”，不论大事小情，如得不到“顾问”同意不能做，一切文告无“顾问”签名盖章无效。“顾问”成为北平日侨的一个显著职业特点，他们实际掌控北平各级政权机构，使伪政权的一切处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成为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有效工具。

日侨是殖民经济的掠夺者。20世纪初日侨就开始进入北京进行华北经济调查，1918年，满铁在北京设立“华北经济调查所”，重点调查我国华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和资源状况，为其侵略做准备。七七事变前，大量日侨明目张胆地在北平走私白银，“每日约可运出现银十万余两”。后来走私几乎遍及所有商品，人造丝、白糖、卷烟纸、火油、颜料、铁丝、自行车零件、种子、药品等等，无货不私，无私不走。日侨的走私行为，直接减少了北平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走私商品以低价倾销，造成不公平竞争，严重扰乱北平商业秩序，是经济侵略的重要步骤。冀东伪政府成立后，日侨在通县加紧殖民掠夺。1936年，日侨在通县开设冀东银行，禁止流通法币，自行印制纸币，通过金融手段垄断经济。北平沦陷后，日侨中诸如财阀、投机商、高利贷者、贩毒浪人、妓院老板等各色人等，以日军武力征服为后台，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参与对北平的“开发”，成为日本对北平殖民经济掠夺的重要力量。1938年，日本政府批准成立了具有特殊法人地位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即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垄断经营华北地区的交通、运输、通信、电气、矿产及盐等基本产业和国防产业，企图加速掠夺华北地区的战略资源。日侨控制煤、铁等战略资源，如日本在门头沟地区设立收煤所，“军管理”人白鸟吉乔，垄断价格，低价收购，再以高价卖出，控制民营煤窑经营，使众多小煤窑债台高筑，无法正常生产。日侨还利用武力，直接强占或采用收买、“合办”等方式霸占中国企业。据当时报纸报道：“北平的日侨的一半约二万五千人以上是经商的，开有商店约二千零二十六家，许多中国人的铺子、大买卖被强迫挂上日文招牌，或者完全被日本人无理强占。”1942年燕京大学教授董鲁安（于力）在《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一书中记述：“七七以后北平城内敌寇的商店和住户日益加多，敌方的资本家更纷向城中投资，半强占、半购买大房，改建工作场和仓库之类。”日侨还通过建立各行业联合会或协会垄断市场，控制北平经济，据1944年10月的统计，北平日商各行业组合达67家、行业协会21家，统一协调本行业的竞争，维护其殖民利益。日侨大量掠夺北平经济资源和财富，严重扰乱北平市场，摧毁民族工商业，给北平的民族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使北平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

日侨是日本奴化教育的文化殖民爪牙。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妄图以此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在北平，日本安排大量日侨以“顾问”和“教师”身份控制各级教育机关，掌握各项教育行政，“指导”并监视奴化教育的施行。1938年7月，伪北京大学工学院成立，该院讲师以上教员94人，日籍教师就有22人，占23.4%。中学里的日本教官，表面上是教师，实际上和日本的宪兵队、大使馆等有着密切联系，他们负责监视和指导学校行政，可以决定校长、教职员、学生的生命与自由，决定学校的行政事务。如北平女师学院，日本为贯彻奴化教育政策，委派日侨9人充当学院教授，实际掌握学校权力。同时，日本又强制在北平推行日语教育，“从根本上麻醉中国青年，使他们变质，逐渐达到言语和中国文字消灭的目的”。在“推进日语教学”的旗号下，大批“日语教官”以“聘请”名义进入各类学校。他们名义上是“日语教官”，实际上是无所不管的“太上校长”。他们通过日语这个“武器”，“内可培养能指导大陆民族的纯正的日本人，外可教育青少年、教化一般民众生活”，从而达到消泯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精神的目的。日侨以“顾问”“日籍教员”等身份，深入大中小学校，按照“以华治华”“思想战”的方针，宣扬日本侵略有理，粉饰日军暴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图谋借此麻醉广大民众，培养亲日“顺民”，实施文化殖民。

日侨是日本毒化政策的实施者。日本对中国的毒品侵略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伴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毒品侵略亦不断加强。日侨进入北平，毒品也随之进入北平。1935年冀东伪政府在通县成立后，日本浪人公开在通县郊外开办制毒作坊，以海洛因为主的各种毒品运往华北五省区，牟取暴利。1936年北平市民向公安局匿名举报“日韩浪人足迹现已踏遍平市，所营业无非制造毒品与贩卖海洛因，约占百分之九十九”，可见日侨在平制毒贩毒之严重。1938年，伪政府实行“鸦片专卖”，鸦片合法化，征收各种名目的鸦片税，大量搜刮北平社会财富。侨居北平的日本浪人趁机开设烟毒馆和妓院为业，烟毒售吸遍及全市。据统计，仅1938年一年，北平市就消费鸦片烟4731313两，全市经常吸食鸦片者约10万人，间或吸鸦片者10万人，合计20万人，约占当时北平156万人口的13%，许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或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至1939年，北平已成为海洛因、吗啡、角（一种毒品，其毒力较海洛因低）、高根、鸦片等系列毒品的生产中心之一，北平有土店（批发）107家和膏店（零售）231家，到1942年增加到1800家。烟毒泛滥，严重侵害了北平人民身心，麻痹他们的意志，1939年原北平东方饭店韩国经理车阴轩直言不讳地对毒枭金井川、崔松茂说：“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要求我们通力合作，要让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儿，使他们的体力慢慢衰退，意志消沉，成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废物，真正变成坐以待毙的亡国奴。”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指出：“近代以来日本以销售毒品为侵略的手段，使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为之混乱，良心为之麻痹而变成无耻，以供日人之驱策。”贩毒日侨还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变节官员，以定期供给鸦片为诱饵，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大量情报。日侨在北平制毒贩毒，汲取大量财富，损害百姓身心，麻痹中国人意志，并为日本侵略者提供大量的战争情报和巨额经费，是日本侵华的重要“软式战争手段”，与日军的屠杀抢掠、细菌战、化学战、“扫荡”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妄图达到永久征服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