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些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资源来应对重大危机。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很多国家，比如希腊、冰岛等国都提供了紧急的财政援助。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拥有的现金储备是有限的，在2000亿美元左右，并不足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即使它按照一些借款规定去借款，最终也只可能达到2500亿左右，这也不足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筹集更多资金？这在现有的IMF的规则下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向新兴大国，比如中国、巴西、印度等国筹措更多的资金。怎样才能筹集到资金呢？它所依赖的平台和渠道就是二十国集团。通过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中国、印度等国家表态，愿意以购买IMF债券的方式向它注入新的资金。
第三，现有的治理机制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自己专门的技术、标准和权威，但是对于融合在一起的议题，他们并不能提供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的还是处于技术性、政策性的层面，如果想要为全球的发展提供战略上的指导，或者提供一些更高的共识原则的话，是很难做到的。在一些议题方面，很多国际机制都有涉及。而且即使涉及了，在彼此的看法上也很难协调。
比如说，围绕气候变化这个重大议题，就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包括经济结构的改良，发展绿色经济等。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就涉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就需要不同的机制进行良好的协调。但是在现实中，这些机制彼此之间可能观点并不一样。比如说WTO，它更多地是关注自由贸易，减少贸易壁垒。但我们要推动绿色经济，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很可能提高对环保产品的要求。在这个方面，各国际机制的立场肯定会有所不同。因此，从整个国际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怎样才能为全球的发展提供一些战略性的指导、指明大的方向，就需要更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来做。联合国大会可以说是一个最全面的、现有的国际政治机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联合国大会的成员国。但是，联合国大会是一国一票，很多时候很难就战略性问题作出最终的、有意义的指导。联合国大会投票所作的决定，是通过多数压倒少数的方式得出来的，并不能算是一种共识，而且，联合国的决议也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只有道德号召力。因此，联合国大会并不是一个能够作出合适的战略指导原则的机构。
所以说，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存在着这三个方面的大问题。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在目前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发达国家，还必须要吸纳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发展得不好，同样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
因此，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一种是全球性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以IMF、WTO为代表的，但他们有着上述的三大问题；另一种是西方七国集团，也就是七个发达国家。但是，这七个发达国家更多地是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并不会从全球的角度提出一些比较均衡、公正、合理的治理机制，而且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这样做。因为毕竟只有七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其他国家都没有被包含进去。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去影响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
这是二十国集团创立的第一个背景，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整个国际社会认识到必须要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必须要满足他们的诉求，必须通过一个新的机制把发展中国家容纳进来，实现一种全球性的、更加普遍的治理。
因此，1999年，在德国的柏林就召开了二十国集团的创始会议。这种新机制的目的是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等进行非正式的对话，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因此，二十国集团在创建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协调国际经济政策、货币政策。
在创始会议之后，二十国集团并没有成为一种机制化很强的、新的治理形式，也没有定期的会议，而是停留在财政、金融领域的部长级会议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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