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迪：科技发展如何推动国家治理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技术发展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已很明显，但科学精神及人民群众的科学素养对社会发展及国家治理转型有何影响，是当前值得讨论的话题。

科技与国家治理转型

通过教育、辅助工农业生产以及将科学技术渗透入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全面深刻地改造国家的基本架构、运作方式、治理模式，使其文化理念和社会意识乃至国家战略和政府行政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合拍。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它对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影响与促进、科学精神融入社会生活的广泛程度、人民群众的科学素养和职业技术技能，综合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正因为如此，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尽管在经济总量上增长乏力，疲态叠呈，但它们的综合实力依然遥遥领先，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依然领先。二战后崛起的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等，也由于较好地处理了科学技术和工业化与其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关系，改进了社会治理方式，不仅收获巨大经济成功，也成功实现了其国家（地区）治理现代化，公认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和技术取得长足进步，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对各行各业的推动和影响与日俱增。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迅速提升，科技发展促进社会变革效应日益彰显。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人们对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种认识问题往往在国家治理、政策制定和建设实践中表现出来，已经不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回顾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它们启步于文艺复兴，从千年黑暗中摆脱出来，发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而实现现代化，但这一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间数百年不遗余力地努力奋斗，不仅仅是把科学技术当作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工具。欧洲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只在器物层面接受和运用科学技术从而完成其现代化走向富强的，而是通过教育、辅助工农业生产以及将科学技术渗透入人们日常生活各方面，全面深刻地改造国家的基本架构、运作方式、治理模式，使得其文化理念和社会意识乃至国家战略和政府行政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合拍。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工农业成长、贸易发达是伴随着其国民受教育程度特别是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的普遍提高一同成长的。更准确地说，是后者推动了前者。实际上，在近代早期，即使是最先发生科学革命的意大利和英国，其社会和文化中原本并没有多少科学精神，社会生活中的技术因素也不多见。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后，通过广泛的教育和工业努力，将科学和技术要素整合到其文化核心和国家治理结构与管理方式中，国民科学素养和生产生活技能、国家管理模式、国民经济发展架构同步发展同步改造，才逐渐步入现代化。后起的美国、日本崛起模式与欧洲国家并无二致，二战后的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再次印证了这一基本模式。

在我国，近现代科学和技术是舶来品，科学与技术能带来坚船利炮，科学技术成就能弘扬国威，科学技术能带来工业化促进社会生产，这些都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步得到认识，在政策制定和行政实践中也得到充分体现。然而，尚不能断言，科学的求真求实本质、技术的求新求异意涵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尊重，更谈不上已经将它们整合到我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迄今为止，普通人群的科学知识、劳动生产技能提高有限，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尤其在文科毕业生人群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匮乏，使之完全不能达到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所谓科学精神，在五四运动发生近一百年后，依然还在有识之士呼唤企盼之中。

现代国家治理，说到底是有一套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体系、制度和规则，从其中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相对满意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相对于个人自由而言，社会治理是一个刚性外部规则，这种规则的客观性和刚性，高度相似于科学揭示的自然规律性，以及技术对于科学规律的服从和运用。在此意义上，具备科学精神和技术技能的人，本质上是易于适应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要求的。所谓个人自由也是在这一限度之内实现的。这正是法治社会所要求的。简而言之，良好的国家治理，必须是在符合与适应科学所揭示出的人性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必须是在技术手段提供可能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还必须是建立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共同认同共同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存天理，灭人欲”，含义就是治理社会不能随心所欲，而要敬畏天理。古人对人和自然认识有限，他们的道理大多出自道德考量，在社会治理上起到稳定和维护秩序作用。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化论出现以后，科学对于人类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建立起统一的自然观，再配合以近现代的蒸汽动力、电力技术和工业制造体系，逐渐改造了社会结构，也改造了国家治理方式，建立起现代法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