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

推进教育公平，提升科学文化素质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决定着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习近平同志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强国富民，育人为先。”“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⑨]人才取决于高质量的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坚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更加注重教育内涵发展，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支持。

大量的人才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衡量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有人口文盲率（或识字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的青壮年文盲率从2000年的2.80%降至1.08%； 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为4.1%，比2000年下降三成以上；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5年，比2000年提高了1.26年，表明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已经迈入高中程度。2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1990年为5.8年，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2000年为7.4年，比当时世界平均水平6.8年高0.6年；2010年为8.6年，明显超过世界7.4年的平均水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5年的10.9年提高到12.7年，短短5年就增加了接近两年。在人口受教育结构方面，出现了小学受教育人口不断减少、中等教育保持稳定、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快速增长的重心上移趋势。[⑩]有学者指出，从2010年起，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2014年的73.4%。与此同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3.72%提高至16.35%，已经明显超过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显示教育红利、人力资源红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11]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国民科学文化素质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仍以2010年为例，同一时期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4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日本为11.6年（相当于高中三年级水平），分别比中国高出近3.8年和3年。2009年经合组织国家25-64岁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为30.0%，相当于中国2010年水平的3倍多（9.7%）。[12]中国科协公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也就是说100个公民中只有3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比2005年的1.60%仅提高1.67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13]要知道在教育质量一定的情形下，人均受教育水平与公民科学素养是成正比的。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必须走上一条以创新驱动的增长之路。但是创新需要人才，中国的教育体系能否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对未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依据1950年至2010年146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由此转化而来的经济总量至少增加2%。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毫无疑问，如果真的走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之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作用就愈加凸显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将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23年提高到10.8年。届时即使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如前所述，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

问题还在于，中国的教育发展进而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存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之间的较大差距，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学杂费、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允许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义务教育减负提质、完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推进西部高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等等，但教育公平问题依然突出，“十三五”时期最需要着力补的短板，就是切实保障贫困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机会。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随着入学阶段的上升而降低，而学校等级的影响将升高，因此早期教育的公平问题必须得到更多重视。[14]相关的实证研究证实，城乡教育不平等将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促使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大。[15]而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是实现社会流动、增强脱贫能力的助推器。正像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促进教育公平，必须解决好农村和贫困家庭孩子教育问题。扶贫要扶智，治贫先治愚。政府要保障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并为他们提供进一步求学的机会；基础教育资源要向农村倾斜，向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进一步健全资助体系，想方设法解决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面临的实际困难；等等。[16]2016年9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贫困地区办学经费，健全家庭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17]

我认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需要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我们应当正视教育资源非均衡分布导致的受教育人口的起跑线的不同，研究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扶持政策。比如，高考录取我们一直对少数民族生源有优惠政策，能不能将这一政策推而广之，使其惠及所有的“起跑线比较低”的生源？有了这样的政策，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的学子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北大、清华的愿望不就更有保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