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俊：调整新经济结构性产业政策指向

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浪潮，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提供了机会窗口。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同，这一轮技术进步，不仅会通过创造垂直农业、智能装备、物联网、远程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新兴部门，形成直接的经济增长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态，产生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对于大多数仍处于“工业2.0”或者“工业3.0”状态的中国企业来说，通过应用智能化或自动化技术，改造提升生产效率的空间巨大。与此同时，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众包、众筹、企业内创业等开放式创新和组合式创新形式，更是大大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如果能把握这一轮技术革命的契机，积极促进新部门的生成、生产制造效率的大幅提升和新兴商业模式的涌现，在更长时期中，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产业政策：结构性是主导

鉴于发展新经济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国内有关促进新经济发展的观点出现了分歧。一些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认为，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是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这类观点集中反映在目前国家发布的各类产业发展规划中。例如，《中国制造2025》和《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战略，虽然也强调了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等内容的重要性，但在部署政策资源和落实政策抓手时，仍然将加大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力度、扩大产业基金规模、加强政府采购支持等选择性产业政策措施，作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持不同意见的研究人员则认为，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是抑制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导致部分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应当放弃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思路，转而通过减少行政干预、完善竞争秩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功能性产业政策，为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即在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通过人为干预税收、资金、土地、劳动等要素的价格来引导资源配置。因此，产业政策的实质是选择性和结构性的。而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核心是形成市场化的要素定价机制，实际上是市场制度建设，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产业政策。需要强调的是，否认功能性产业政策属于典型的产业政策，并不是否定功能性产业政策的经济意义。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首先是要素和产品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的。促进新经济发展，首先要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形成市场化的要素价格等制度建设方面推进改革。但是，仅仅在制度建设方面做文章还是不够的。即便是在被公认为市场化程度最高、功能性产业政策特征最突出的美国，在促进新经济发展方面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积极采取一系列结构性的措施，来催化和加速新经济的发展。例如，2012年3月，美国政府提出建立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由联邦政府出资10亿美元在10年内创建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资助设立了增材制造、数字设计与制造、自动化传感控制技术等9家创新研究所。德国为了推进“工业4.0”，日本为了弥补3D打印领域的短板，政府也都采取了积极的结构性财政和税收政策。德国的《高技术战略2020》提出，政府将投资2亿欧元建设数字信息物理系统。201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计划当年投资45亿日元，实施名为“以3D造形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制造革命”的大规模研究开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