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用“传世之心”创作经世之文（2）

对于任何真诚的文艺创作而言，其创作者必定都会捧出一颗真诚的心来结构每一篇作品，来塑造每一个人物，来描画每一个场景，来营造每一个情境，并因此而每每耽溺于其中、陶醉于其中、融化于其中，乃至完全与作品中的情境和人物一体化了，全然无法分清主体与客体、艺术与人生的界限和区别。像柳青之于改霞、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赵树理之于小芹和小二黑，周立波之于亭面糊、邓秀梅、刘雨生，路遥之于孙少平和孙少安，陈忠实之于白鹿原上的众乡亲，早已是心融意契、情深似海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为什么运笔如此艰涩呢？就因为他们不是一般化地编织故事、设计情节，而是在“走心”，在驭情，在抒意。所以，每写一个字、一段话，就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从情海中溢出来的，全然是字字句句从心起，点点滴滴尽是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笃定恒心、倾注心血，自当是“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的题中之义。因为文艺作品中的传世之心，主要是通过创作主体对生活、对时代、对人民、对社会、对祖国的真诚与忠诚来实现的。没有这个前提，只用浮躁的心理和敷衍的态度来虚浮生活与矫饰创作，那就无法对事态人心有深切的认知和深邃的发掘，当然就更不可能掐准时代的脉动、滤出生活的本质、切中人心的向度，而是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层，游离于生活的表面，仅仅捞取和表现一些生活的“渣滓”与人性的“浮层”，而其在本质上却远离生活、时代、历史和人的内蕴。所以，作家艺术家要秉有传世之心，就必先要在创作实践中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用自己的坚毅和真诚博取生活和时代的内蕴。

深入生活永远都是进行创作的基础性条件与关键性步骤，但现在的问题是，往往人下去了，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这当然不会有好结果，更不要指望产生好作品。勉强写出来的，也定然会是“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至于“传世之文”，那就更无从谈起了。显然，这是创作的大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着力于从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中发掘和撷取一切具有“传世之心”的美质，并加以艺术化的提炼。文艺工作者要以“传世之心”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早在魏晋时期，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何以如此呢？一切文艺经典，融贯其中的不仅是翰墨和辞令，更是心志与情愫。因为只有用“传世之心”，才能创作出经世之文。

（作者系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