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2）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对毛泽东提出的“西进贵州”的进军路线重新讨论。于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猴场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李德、博古坚决反对毛泽东“强渡乌江”的提议，但是当大家要求他们提出新的方案时，他们却一筹莫展，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这个会议跨了一个年度，一直开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另外，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今后军委再做出新的作战部署时，必须在20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才能执行。

从此，“最高三人团”对红军的指挥权被“政治局二十人团”所取代。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评论说：“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李德、博古的决议遭到了集体抵制，虽然研究的只是军事方针问题，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政治态势，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向李德、博古说‘不’了。”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次日，红军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此时，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刚刚到达贵阳的薛岳也正忙着抢夺贵州大权，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的危险。由此，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此时，遵义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毛泽东等领导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进行总结之时，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博古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也十分纠结，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1月10日，博古找到周恩来说：“一两个月来，毛、张、王、彭、林等人对我们很有些意见，大家要求开会，检讨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早已想“趁这个能喘气的时候，好好地总结一下”，因此回应道：“是要好好地总结，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一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了。

“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决了

会议是在柏辉章的旧宅召开的。旧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二楼东侧呈长方形的客厅，就是遵义会议主会址。

一楼的东侧则是红军总部第一局机要科所在地。走进这间屋子，笔者仿佛看到这里文书飞传的画面，听到老式的发报机向红军各部传递和接收信息的声音。但这里却听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声音。“1934年10月，作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中转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坏，损失了一大批电讯器材，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遵义纪念馆馆长陈松介绍说，“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联系中断却酝酿着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

就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只能从零星得到的情报中，得知那支他们一直远程控制的红军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而恰恰是这种相对的隔绝，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联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规定了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树军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常讲的三次‘左倾’错误，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

接到会议通知后，毛泽东就对住在一起的张闻天说：“老张，你应该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批评。”张闻天说，如果开会，非得把一年来的“三人团”在军事上的失误讲出来，让他们看看，“特别是那个洋顾问，十分顽固，今后不能再让他指手画脚了”。

经过秘密的酝酿和策划，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确定了两条方针：一是只讨论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各军团首长召来开会。“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能争取到最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以达到更换领导层，改变中国命运的目的。”刘畅解释说。

1月15日晚上七点，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共20人。

遵义纪念馆制作了一个3D模拟情景剧，反映了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基本情况，生死攸关的方向问题是会议的切入点。在剧中，博古作报告时有些趾高气扬。他说，红军一路来坚持的路线政策大体上是正确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太强大。

博古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同。接下来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接着，周恩来对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在情景剧中，张闻天接着周恩来的话说，“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强大是不对的。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里流露出惊诧的神情。会场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一把手”的报告被否定了，怎么办?会议如何进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这时，张闻天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听着张闻天的报告，博古不停地拿着茶杯喝水，手里的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张闻天的报告作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时候，时针已经指向深夜十二点半。博古说：“今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第一天的会议，博古没有说一句话，但大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愤怒。“张闻天对博古虽然有一些嫌隙，但从没有这样激烈地在会上反对过他。过去他们之间的一点距离，好像又拉长了，这是博古无法理解的。”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黔生介绍说。

博古的军事报告让大家很是不满，张闻天的反报告又让会议剑拔弩张。路到底该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