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

摘要:听了朱德的话,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沉默了。就在这时,王稼祥从担架上支着身子,坚定地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其他红军指战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在此召开

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达遵义时,已是黄昏。街道上挂着的红红的中国结,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鲜艳。遵义是一座古城,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城墙高耸,雉堞相望。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刘畅告诉笔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红军到遵义时,古城风貌犹存。遵义会议会址在以文化名人郑子尹(郑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临街有一个大宅院,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遵义会议会址。”这6个大字飞洒、遒劲,充满革命豪情,令笔者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

共产国际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站在遵义会议的大楼前,讲解员郭婉莹深情地回顾起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讨论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工作。

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红军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而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两个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2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企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而此时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激烈”,他们的言行导致了部队思想的混乱。

红军到底何去何从?生死攸关的选择再一次摆到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边,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准备强渡乌江,直取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就在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准备强渡乌江之时,博古、李德却拖起了后腿。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说:“乌江更大,红军血浴湘江的悲剧将在这里重演。”博古深叹了一口气,回应道:“我们不能在相同的问题上再失败一次。”两个人深聊了一个晚上。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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