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3）

“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反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我以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在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好像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拟就了一个提纲，只待大家修改、补充和完善。

大部分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发言点头赞同，但是当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却突然站起来发难。在情景剧中，何克全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见得有多高明，他的战术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中学来的。”

毛泽东听了何克全的话，也火了，站起来反唇相讥道：“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靠着一幅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

聂荣臻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李德坐在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王稼祥在躺椅里抬起身体，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对于行军打仗，没有谁比总司令朱德最有发言权，他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朱德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一向沉稳的朱德，还说了一句当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这样记载：“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听了朱德的话，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沉默了。就在这时，王稼祥从担架上支着身子，坚定地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其他红军指战员纷纷同意。王稼祥的建议像一声惊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第二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了。当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丧、痛苦、愤怒，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长征风云》这部书中记录了博古当晚写下的一段似诗非诗的话：“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博古是多么希望看到红军早日摆脱困境，但是他不懂军事，没有办法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

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他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李德、博古对周恩来的讲话惊呆了，而其他的与会者则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4年的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中国共产党以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这个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82年，伍修权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1年，但它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让它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熠熠生辉。照搬别人的理论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留给我们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的：“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