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中，不远矣”——儒家道德教化思想三题

一般而言，价值观教育总是预设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目的在于让大众认同和接受已经确定的价值观并履践以行动，即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一定意义上，传统儒家思想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学说，是一种致力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建构与教育的思想。儒家在进行道德教化或价值观教育时，特别强调“君子以人治人”，即注意考察被教育者具体的主客观条件，包括被教育者目前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所处情景、可以预期的效果等，以此为基础循循善诱、有所提升，而不是把被教育者看作白纸一张，更不是强人所难，一味地抽象灌输。

“套近乎”：俯下身来，真正接引上大众的道德智慧

在儒家看来，要符合“五常”的核心价值观，直至达到至善是难的，但人人都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差别只在于光大的程度。因此百姓大众即使没有通过学习、教育，也会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养成一定的道德智慧。故《论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样一来，教育者要做的事情就是，肯定大众在生活中养成的道德智慧，并努力架构起这种自在的道德智慧与儒家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之最终为后者所统摄。

儒家苦口婆心地告诉被教育者，你的道德智慧离核心价值观本来就很近，只要稍做努力，“跳起来就够得着”。在文本中，反映这一思想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各种“近乎”“近于”“近”等字眼。例如，《论语》有“信近于义”“恭近于礼”“刚毅木讷近仁”；《孟子》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礼记》有“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仁近于乐，义近于礼”，还有“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大学》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庸》更有有名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等。另一个显著的文本标志就是“近”的反向释义词“不远”。例如，《大学》有“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中庸》有“道不远人”“忠恕违道不远”等等。

我把这种拉近被教育者既有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之间距离的教育方法称为“套近乎”，目的就是打消大众对核心价值观的陌生感、外在感，而代之以一种亲切感、内在感，为核心价值观在大众道德层面的落实架起桥梁、打通关节。这样，儒家通过“套近乎”的方法，俯下身来，真正接引上了大众的道德智慧。我想，这也是几千年来，传统儒家思想能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较为普遍地接受与践行的重要原因吧。

“求其次”：从被教育者实际出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达成一种实事求是而又保持积极向上可能性的平衡

一般认为，儒家教化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有些迂腐。其实，儒家对人性、人的素质、教育过程及其效果都有着实用理性意义上的清醒认识和复杂考虑。一方面，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强调复礼为仁就必须克己。但是，克己的自觉性和最终克到什么程度是因人而异的。譬如，“近于知（智）”的“学”，就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等多种情况。另一方面，人们往往是“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践行核心价值观既不可能齐步走，也不可能效果一样，一定会有多样性的、多层次的结果。“‘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尽管如此，儒家还是主张志存高远，因为在价值观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的规律。事实上，儒家是怀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心情去实施理想化的教化的，既坦然地接受并不完善的状态，又矢志“取乎其上”以获得次佳的结果。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有两句句式完全相同的话：“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君子、有恒者相对于圣人、善人而言，虽然不完美，但更具有现实性，也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结果，孔子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知道孔子崇尚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清醒地认识到，达到中庸、中行的理想状态是多么不容易，所以老夫子并不教条，他指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后来孟子从中读出了孔子的无奈与妥协，他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在我看来，孔子本人可能更为豁达、积极，对人性有更为通透的理解，也更懂得权变，故一以贯之地发扬“套近乎”的精神。他认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其次”已经是努力“取乎其上”的结果，“虽不中，不远矣”，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思其次、求其次，儒家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从被教育者实际出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达成了一种实事求是而又保持积极向上可能性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