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兼济天下

2016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访谈时公开承认，对美国军事介入利比亚的善后工作毫无规划，致使卡扎菲倒台后北非和中东仍然一片混乱，这是其任期内“最大错误”。

两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报告，再次调低了对2016年和201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0.2个百分点和0.1个百分点，并调降了对多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预期。但IMF也表示，大型经济体当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预计中国经济在2016年将增长6.5%，高于其此前预测的6.3%。

这两条新闻的播发，一方面，再次表明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陷入了长期焦虑，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促进全球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寄予厚望。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对世界局势作出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

但到了晚年，邓小平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说道：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并没有按照“历史的终结”设计的那样步入和平和繁荣，反而迅即陷入了失序、战乱和积重难返的全球金融危机。这种全球范围的骚乱、停滞、衰退和安全感下降，本质上就是全球治理失灵的直接后果。

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方案，需要新兴力量走上前台为世界校正航向，提供智慧。

习近平深刻地指出，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

习近平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局势作出了两大重要判断：

1.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

2.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习近平深知，中国在引领21世纪全球治理中担负着重大责任。他多次表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他还反复强调，参与全球治理，要以我为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一基本构思，是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方向。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也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一个古老民族应有的贡献。

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治理属于多边外交范畴，现代全球治理起始于1945年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附属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制，包括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七国集团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协调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大国俱乐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明显缩小。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证明，现有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新形势，也无法破解全球化快速发展引发的新挑战和新问题。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庞中英认为，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需要回顾历史，需要面对现实，更需要设计未来。中国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而且是全球治理的全面参加者，这是一个仍然在继续的长期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越来越成为现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者，而且是主要的全球治理改革者。在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将成为协调与老牌大国（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力量，在诸如G20这样的现有全球治理框架中担当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协调者。由于中国对全球治理的依赖将加深，而全球治理的供给则不足，中国需要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担当21世纪的全球治理的主要设计者。

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诸大国中，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但从长远来看，也可以说是清晰有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