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三降、三平衡——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2）

三降：经济降成本、融资降杠杆、企业降库存

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启动之年，“三去一降一补”成为改革的主题和要点。从经济运行的情况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经济运行成本下降、杠杆率水平下降、企业非意愿库存下降的特征。具体有：

1．经济运行成本下降，降成本改革初见成效

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经济运行成本下降明显。从企业税收成本来看，仅从“营改增”出发，今年5-10月全国累计减税2870亿元，加上1-4月“营改增”减税847亿元，前10月“营改增”试点累计减税3717亿元，预计全年减税超过4700亿元。在宏观税负层面，今年前三季度的宏观税负率为19%，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个百分点。受益于“营改增”改革的过路过桥费纳入进项抵扣安排的影响，企业的运输成本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预期降幅在1.1个百分点左右。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我国工商业销售电价每千瓦时下降3分钱，直接给全国用电企业降低成本1260亿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5元，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为110.6元，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为121.7万元，均出现了明显改善。尽管受到劳动力市场刚性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领域的成本降幅未达预期，但在总体上，降成本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改革效应得以体现。

2．杠杆率水平有效降低，高债务风险得到控制

企业杠杆率是指总资产与净资产的比率，而净资产又等于总资产减去总负债，因此，杠杆率较高一方面说明企业的风险被明显放大，另一方面说明企业的债务压力较大，创新和转型较为困难。因此，有效引导杠杆率下降，降低企业债务风险，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

从降杠杆实施的情况看，到10月末，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比上年同期下降近1个百分点，杠杆率水平为228%，下降约5个百分点。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达到66.22%，尽管同比提高了约1.8%，但增幅较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杠杆率也有效控制在300%以内。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情况，10月末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为64.2%，同比下降了1%，地方国有企业债务持续累加的局面得以缓解，高杠杆风险出现小幅下降，并有望形成“拐点”。

2016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对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作出部署，提出了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七个主要途径。在该《意见》的指导下，我国降低负债率，去化杠杆风险的改革将不断深化，为经济的转型发展赢得新机遇。

3．房地产库存有效降幅不大，企业非意愿库存大幅减少

从本质上看，“去库存”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也即“去库存”是为了降低宏观经济风险，并为实体经济的增长提供有效的支撑，而不是就“去库存”而“去库存”。从这一点来讲，尽管我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名义成效显著，但许多城市是通过刺激房价上涨，增强投资意愿，加大购房杠杆而实现的。这属于典型的以手段当作目标的作法，逻辑总体失序，并对“去库存”改革的有效路径和应用成效形成扭曲。

根据上述分析和2016年房地产市场运行的情况，我们通过两步分析来看房地产“去库存”改革的效果。第一是名义上的，至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为4103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连续第9个月减少；第二是实际上的，即未明显通过投资方式去库存的城市的情况，处理的方法是将10月以来实施限购、限贷政策的21个城市剔除后，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同比仅下降约1%，尽管仍呈下降态势，但实际效果要明显小于名义上表现出来的效果。房地产市场真正意义的“去库存”改革仍在艰难推进之中，切忌盲目乐观，追求一蹴而就。

企业非意愿库存的降幅明显，成效显著，有助于企业优化生产经营决策，减少成本负担，增强转型动力。11月末，受到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转正”，以及购进价格增速（3.5%）超过出厂价格增速（3.3%）等影响，企业原材料的非意愿库存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多数企业表示将新增原材料存货。11月我国制造业PMI指数（采购经理指数）达到51.7%，其中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8.4%，比10月回升0.3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以下，表明制造业主要原材料库存量仍处于下降阶段，但降幅小幅收窄，意愿库存规模上升。而从企业的产成品库存情况看，10月份的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4.1天，较去年同期下降约2%，并实现连续第7个月下降。

三平衡：风险收益平衡、流量存量平衡、规模效率平衡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支撑三角

平衡发展是我国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机制。平衡发展既包括传统意义的区域平衡、产业平衡和城乡平衡，也包括创新意义的风险收益平衡、流量存量平衡、规模效率平衡等新要求。在传统三大平衡中，我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城乡的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已经实现并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已经起步，国务院《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2025）》也已经获得审议通过，区域协同发展再迈新台阶；三次产业的结构进一步优化，前三季度，第三产业的占比达到52.8%，高于第二产业13.3个百分点。而新三大平衡的构建，则在传统三大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策性作用，进一步注重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也更加贴近经济运行的本质要求。

1．风险和收益平衡，避免经济中的异化和错配

我国在发展中重视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立足构建完整有效的基础机制，通过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来避免市场高速成长过程中的资源错配和机制异化。从当前的情况看，风险和收益平衡的概念既是政府规划设计部门的基本原则，也是政府政策执行部门的核心理念，更是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的基础观念。

山东省率先在全国建构了现金流风险和资产风险的“防火墙”。也即如果企业有订单，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并拥有合理的经营利润，资产抵押情况也较为正常，债权银行不得因为企业对当期债务的偿还困难，而要求企业通过处置资产的方式提前还贷，要坚持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的经营原则。这一规定，看似生硬和不合逻辑，但在实际上分割了现金流风险和资产风险，从而避免了风险无序扩张和对收益的过度索取，保证了经济下行期和去杠杆的关键时期的企业经营平稳有序。2016年1-10月，山东省境内中长期贷款增加3613.0亿元，同比多增962.9亿元，而固定资产投资42147.5亿元，同比增长10.5%，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

广东、浙江、江苏、四川、重庆等省市大力推进保险保证贷款发展，并成立保险保证贷款支持基金予以风险的再平衡。受到银行对抵押物的要求进一步严格，部分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价格稳定性有所下滑的影响，为克服市场“资产荒”的风险，应大力推进保险公司开展针对实体经济的保险保证贷款。但考虑到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原则是精算平衡原则或者是资产托管原则，而保险保证贷款则缺乏上述两个原则的支持，上述省市纷纷通过政府性基金的方式组建再保险基金或保险保证贷款支持基金，予以平衡市场风险，保障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实体经济企业间的风险和收益平衡。

2．流量和存量平衡，优化生产和资产的关系

我国能够在整体下行期保持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总体经济形势的平稳有序，最为关键的就是重视流量和存量的平衡条件，不断优化生产和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从实践中看，流量和存量平衡主要包括政府债务结构中的流量和存量、工业企业资产结构中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以及GDP（增加值）和总资产（存量价值）等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结构的流量和存量的总体水平趋好。我国2016年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如下：政府赤字债务7800亿元，专项债务4000亿元，合计新发债务为11800亿元；存量债务中的置换债券发行量约为55000亿元，全部合计约为66800亿元；债务限额累计为172000亿元。从比例结构情况看，政府新发债占债务限额的比重为6.86%，明显低于10%的安全线。而从置换债券的使用方向来看，除必要债务滚动安排外，大量的用于将政府担保性债务和救助性债务转为直接偿还债务，进一步明确债务责任，优化债务结构，控制债务风险。

第二，工业企业资产结构中的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情况不断改善。2016年前10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流动性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48.5%，资产结构显著改善，流动性资产对企业债务总额的覆盖比率达到86.5%，情况良好，债务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从东部省区来看，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流动性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56.1%，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流动性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53.3%，而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流动性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58.2%，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说明东部省区作为率先发展的地区，已经具备了实体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三，我国增加值（GDP）和存量资产价值之间比值出现小幅度上升，结构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2015年年末，全国GDP和存量资产价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大约维持在1：10.4左右的水平，也即全部资产收益（包括了劳动报酬和折旧在内）只占全部资产的9.6%左右，资产负担较大。而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尽管受到3-9月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影响，导致存量资产价值的水平快速上升，但总体上仍形成了GDP和存量资产价值之间比值的小幅上升，预期到2016年末，增加值与存量价值之间的比值将维持在1：10.2左右，在趋势和结构关系上均向好的方向发展。

3．规模和效率平衡，形成企业持续增长环境

规模和效率平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之间的平衡关系，二是企业劳工成本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间的变动关系。我国总体呈现出逐步改善的态势，形成了有利于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之间的平衡关系。今年1-10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7%，同比上升约1个百分点。而在东部地区的表现更好：山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是5.9%，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是6.4%，而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则是6.1%。

二是企业劳动用工成本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之间的变动比率（即变动比率=劳动生产率指数/劳动成本指数，若变动比率大于1，则指企业用工成本相对降低，若变动比率小于1，则指企业用工成本相对提高）呈现趋势性的改善。今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变动比率的情况为0.98，尽管企业用工成本仍小幅提高，但较2015年的0.93已形成明显的改善。而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则明显好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浙江的变动比率为1.02，广东的变动比率为1.03，山东的变动比率为1.02，江苏的变动比率为1.04，均高于1，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变动趋势，企业的用工成本负担相对减轻，积累能力相对提高。

从平衡的构建情况看，东部地区的整体成绩明显好于全国的情况，这既是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结果，也是顺应市场规律，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从政策层面看，东部各省市政府为了形成良好效率和规模关系，大力支持企业转型升级，提升装备水平，提高劳动效率。如广东省的 “机器人应用”战略，重点在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家电、五金、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民爆、建材等高重复性劳动、工作环境较差的行业，实施工业机器人示范应用，安排财政资金3亿元，按照机器人购买价格的10%—30%实施事后奖补，支持企业应用机器人、机器臂等智能化装备技术。浙江省则自2015年起就坚定不移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浙江省先后出台“四换三名”相关专项政策10多件，省级财政共统筹安排5亿多元资金支持“四换三名”，不断深化“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和“三名”工程，结构优化成效明显。

（作者张鹏，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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