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长征：在历史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选择

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怀疑了。质言之，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现代化绝无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而长征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则只能用起死回生、开启辉煌来形容。长征不仅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更重要的，长征还打开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潮的大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此不断成长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建立新中国。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就是“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那么，长征为什么能够成为通向新局面的“转折点”?这里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和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做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决定，这一面对历史大是大非的正确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的热烈支持与拥戴，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并最终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形势

三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形势，和二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波及到社会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即在全国兴起。许多大中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集会及游行请愿活动，参加人数之多，情绪之激烈，前所未有。比如上海、北平举行的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动辄十几万人参加。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拒绝为日本轮船装卸货物、募集捐款、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走在救亡运动的前头。从9月末开始，各地学生均派代表或自行结队汇集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愤怒的学生甚至殴打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

11月，蒋介石表示“个人决心北上”，学生乘机发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一时间到南京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的学生达2万多人，待发现蒋介石不过是说说而已，并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时，学生更加愤怒，立即改请愿团为示威团，再次掀起抗议浪潮。

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也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矛盾的激化。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派就在广州“另立中央”，打出抗日旗号，同蒋介石分庭抗礼。知识界、舆论界，许多人也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商办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甘冒风险，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断送东北三省，“不知尚有何颜面以对人民?”天津的《大公报》也发表主张抗日的评论。北平的《世界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再对日本退让，劝告蒋介石等人改变不抵抗政策，否则，“异日即起诸公之白骨而鞭之，亦何足赎罪于万一?”

事实表明，在日本大举入侵东北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日本竭力用武力扩大在中国的独占范围，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中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把救亡视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主要的大是大是大非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军事力量，都必须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回答正确，则能够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与拥戴；回答错误，则将被历史无情淘汰。中共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策演变

在涉及到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共不是没有教训的。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危机期间，李立三主导的中共中央就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脱离了中国社会基本民意的口号，至今仍是自由派“公知”不断撒盐的一个历史伤口。但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三十年代共产国际逐渐从支持世界革命的机构，演变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向中共下达了错误的指令;另一方，当时中共在政治上也不够成熟，还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

但随着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共开始逐步调整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发表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随后派遣杨靖宇等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相比之下，国民政府直等到10年之后——1941年12月9日才追随美国对日宣战）。1933年1月，中共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同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起兵反蒋抗日的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这无疑是一种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但从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同样也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主动做出的政治选择——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被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红军长征的大方向与北上建立抗日前进阵地也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