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五个辩证关系

习近平同志曾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营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了构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1]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久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深刻总结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高屋建瓴，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基本遵循。

近年来，“政治生态”已成为官方和学术界的热门词汇，关于“政治生态”或反腐败治理的学术论著和新闻报道不绝于耳。最近，包心鉴等学者使用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本文将仍然采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说法。那么，政治生态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当前中国党内政治生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新常态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又需要把握好哪些辩证关系呢？

一、关于“政治生态”等概念及核心问题的探讨

1.行政生态学、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

1961年，佛雷德·里格斯(Fred Riggs)发表的《行政生态学》被引为典范式的生态行政学论著。1989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行政生态分析》一书，1998年又出版了《行政生态学》。但是，行政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源于生态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两个涉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概念，涉及一个从“巫魅”（人类敬畏自然）、“祛魅”（人类征服自然）到“复魅”（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转型过程，是“人类中心主义”逐渐生态化的一种政治哲学反思。前者强调的是生态学的政治学，重心在“生态”二字，后者强调的是政治学的生态学，重心在“政治”二字。“生态”和“政治”二词的前后置换，导致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的意义截然不同。西方政治生态学研究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深刻；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则处于发展初期，比较薄弱，但发展迅速，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越来越深入、系统、全面。[2]对此，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群辉对政治生态学的由来、定义、特征、国外研究案例和中国实践进行了详细介绍。[3]

2.党内政治生态与反腐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反腐败体制改革建设实质上是关乎人性和制度、权力和权利、利益和价值观等逻辑的历史性课题和世界性难题。

俞可平教授及其团队始终关注民主治理思想，“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理论最有声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以及中国国内关于知识分子善治话语的最重要学者”，为中国的反腐治理也多有建言，成效显著。何增科教授一直关注和研究反腐败治理问题，著有《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反腐新路——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等10余部著作，提出了反腐败“选择性惩治”“法纪软约束”“制度陷阱”“廉能政治”等重要概念。

刘京希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后来又发表了一些系统研究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学术论文，其中，《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这篇论文被孙关宏教授认为具有代表性[4]。2013年，张国清教授的《社会治理研究》通过近十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社会治理理论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进行考察，提出了“全民监督”“微观治理”等可资借鉴的反腐理念[5]（P570--585）。陈国权教授出版了《权力制约监督论》，提出了建立权力制约制度与权力监督制度的对策。2014年，夏美武在苏州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一书，此书借用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起源、实践路径、实践成效评价进行了系统分析。2015年，包心鉴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对“政治生态”“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做了一个概念界定和区分。[6]

不久前，孙关宏教授的《政治生态视角下的反腐败: 兼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政治生态学”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对其核心问题做了比较详实的考察。龙太江、李辉的《党纪反腐: 价值、问题及其功能开发》、袁峰的《净化公职人员从政环境的单位机制研究》、夏远永的《小官大贪的产生原因和治理机制》则分别从党纪党规、从政单位环境以及基层政治生态等比较微观的层面探讨了净化政治生态的机制问题。

3.对政治生态研究的必要评价

国内关于政治生态学和党内政治生态的研究正在从宏观走向中观、微观，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学习国外概念走向中国特色概念，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得以深入、细化，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得以创新,为党内政治生态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学界还存在混淆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等不同概念的倾向，需要加以警惕，严格区分，才能准确、科学地把握政治生态学的真正内涵。包心鉴教授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具体情况，对政治生态学和党内政治生态做了一个科学、精确的概念界定，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孙关宏教授对政治生态学的概念梳理比较清晰，并有先见之明地指出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政治均衡问题”，“反腐败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进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正当实现”，这一判断不仅精准，而且值得深思、拓展。俞可平、何增科、陈国权、刘京希、龙太江、李辉等学者对反腐治理机制多有建言，贡献巨大。张国清、袁峰、夏远永等学者则对基层反腐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细化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将着重阐述当前中国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挑战，进而探讨在新常态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到底需要把握好哪些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