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五个辩证关系（3）

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五个辩证关系

相比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更为艰难，风险更大，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但又到了不得不统一全党政治意识和核心意识，推进和实现党内民主，团结全党同志的关键时刻。此时此刻，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建设好我党，扩大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有鉴于此，想要构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我们需要把握好以下五个辩证关系。

1.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一书“最重要的观点在于：一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这个历史责任；二是肩负这个历史责任并不轻松，必须大力团结群众、依靠人民，必须把人民组织起来、落实基层直接民主，而且党建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与制度建设保持政治主体性，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驾驭资本为人民服务。在这其中，官员腐败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7]（P168）另外，中国也完全有可能因为其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融合，而成为世界上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和高度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探索“互联网+大数据+反腐倡廉”模式，大力加强对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改造，重点培育广大党员的廉能文化自觉，健全完善“不想腐”的廉能文化教育制度。

只有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才能确保全面从严治党的持久性。思想建党是要使党在思想理论上保持生机活力，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问题。制度治党是要解决行为规范、约束监督问题，以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手段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离开了思想建党，人们在基本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制度难以制定，更贯彻不下去，同样，思想建党的成果需要制度去落实和保证，把思想的影响力转化为刚性的约束力，只能靠制度来实现。”[11]

把握好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要把握好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辩证关系。不能以德治党，依规治党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不能依规治党，以德治党就会显得空洞乏力。再健全的党规党纪最终还是需要有德性和公共责任心的人去遵守，去贯彻落实。再完美的道德规范，也不能光靠人性自觉、道德觉悟等自律措施，也需要宪法、法律、法规等他律措施的引导和保障。人性是很难衡量，很难掌控的，制度设定的前提永远是恶的人性，因此，在执行层面上，制度比人性和道德更加可靠。制度治党已经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所在。通过自律执行他律，通过他律保障自律，才能形成管党治党新格局，确保党永远创新发展。

2.党纪反腐与国法反腐的辩证关系

法律和正义理应成为反腐治理的底线，党纪国法理应成为反腐治理的利剑。只有在法律的基础上和法治的保障下，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维护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适用的法治原则。党纪国法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民众和精英共同参与协商，需要经过他们审慎的民主评议，需要接受他们的民主监督。

党纪反腐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政治保障和第一道防线，国法反腐则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法治保障和最后一道防线。“党纪反腐”第一道防线和“国法反腐”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将会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颠覆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因此，必须要正确把握党纪反腐和国法反腐的辩证关系。

既要坚持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党纪，更要具体细化和贯彻落实国法。就我党而言，党员干部和群众党员都必须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自觉养成法治思维方式，自觉维护、严格执行法治原则，不得践踏和凌越党纪国法。这是广大党员为官从政的底线原则。

3.党员干部权力与群众民主权利的辩证关系

打造“善治”为目标的政治生态，就要正确处理好党员干部权力与群众民主权利的辩证关系，利用权力制衡原理去设计制度，鼓励群众行使法治条件下的民主权利，以防范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权力滥用垄断性资源。因此，党员干部要紧紧围绕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利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党风廉政教育载体，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为人民谋实事、促发展，维护和提升党在群众心中的威信。

党员领导干部使用权力，必须要谨小慎微，敬畏合法的民意，认真对待而不得侵害群众的民主权利，因为以权利制约权力已成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大趋势。群众的民主权利一旦丧失，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将无法获得全面监督和有效管控，将会陷入权力滥用和权力资本相交易的危险处境。理论上，这种全面监督和有效管控的行使主体应当鼓励和包容社会力量的参与，最终确保权利为民所享有，权力为民所管控，“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12]（P 8–9）。为此，必须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同时需要考虑和吸纳社会力量，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凝聚共识，需要鼓励社会力量运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民主监督。

4.党员干部权力与责任的辩证关系

霍布斯曾预设人性自私和自然状态的前提，构建了“利维坦”式的契约国家，却导致了“利维坦困境”，阿克顿勋爵提出了著名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定论，许多围绕社会契约和政治权力展开的政治思想，还有后来兴盛一时的公共选择理论，无不包含了人类的智慧结晶，不仅深深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为后世思考权力和责任的关系留下了重要启示。

“权力是履行职能的最重要的资源，更多的权力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和更强的能动性。而责任是对政府具体运行的监督和检验，更多的责任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压力与风险。‘追权弃责’是具有‘理性经济人’特征的政府及其官员的天然动机。”[13]为了防止党员领导干部站在笼子里却手拿钥匙，治理寻租腐败现象，必须建立党内权责统一、权责一致的制度，提升党员干部权力与责任相对等的政治意识，劝勉党员干部不要迷恋手中权力，不要寻找机会腐败，而要勇敢地肩负起公共治理责任，恪尽职守，为民请命。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地明确了“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9]。

为了消除党员领导干部自我监督的弊端，国家必须要顶层设计更严密的权力制约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严格执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全面落实责任连带制度、责任追究终身制度和约束惩处制度，强化乡镇、社区等基层事务公开制度，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行使权力的动态监控，纪检、人大、政协、司法等职能部门要协调配合，相互监督，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5.为官从政风险与良性政治生态的辩证关系

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执政的大背景下，不要夸大为官从政的社会风险，它只是一种“回归到官场应有的堂堂正正的健康状态”[14]。无论官职大小，职位高低，贪多贪少，都不能懈怠敷衍为官从政的职责，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能夸大为官从政的风险，从而将职责和风险混为一谈。“慎独与修心，是从政风险面前提高自我免疫力的最佳良药。教育、制度、监督，是从社会建设层面所做的外部约束。对官员来说，唯有从本源上‘磕’住了自己，守护了内心底线，律动了积极作为、履责担当的心，真正做到自重、自律、自省、自警、自励，才能从容地防范所谓从政风险。”[14]

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这只是回归良性政治生态、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必经之路。为官从政，要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为目标，要以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目标为当务之急。因此，唯有锲而不舍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地抓实抓细反腐治理，筑牢广大党员的思想防线，扎实制度治党的根基，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防止“破窗效应”，才能重构起“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

（作者单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N].人民日报, 2016-06-30.

[2]夏美武,金太军.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2012 (2).

[3]张群辉.政治生态学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国外社会科学，2015(3).

[4]孙关宏.政治生态视角下的反腐败: 兼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4）.

[5]张国清.社会治理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

[6]包心鉴.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N].光明日报, 2015-05-13.

[7]张彦,顾青青主编.小官大贪警示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夏远永.小官大贪的产生原因和治理机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4）.

[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 2013-11-16.

[10]西安市市委党校“领导干部从政风险及其化解路径研究”课题组.从政的风险[N].华商报, 2016-07-11.

[11]《学习时报》编辑部.营造山清水秀的党内政治生态——中央党校进修部学员谈全面从严治党[N].学习时报, 2016-07-11.

[12]（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3]鲁敏.变迁与失衡：转型期地方政府的权责配置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2（1）.

[14]普沙岭.身在官场就要拿出跟自己死磕的勇气[N].中国青年报, 2016-07-12.

来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