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转折点与21世纪美国的沉疴（2）

二

一个倡导文化多元主义、贸易自由主义和对外政策世界主义的美国，为什么一下子要采取“收缩战略”？这不能不讨论导致美国衰退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运动。

如本文一开始所言，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经济全球化退潮或逆经济全球化趋势，而是要看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出问题了，从500年全球史看，经济全球化本身不会就此衰退。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压制了放任自由主义40年之后，1979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执政、1981年里根在美国执政，古典自由主义开始以“新自由主义”的面目风靡全球，谓之“经济全球化”。30年后，即2008年金融海啸，经济全球化触礁，新自由主义宣告失败。

严格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是一场经济自由化运动，但后来新自由主义的涵义扩大化了，还包括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和文化自由化（文化多元主义）。这场“三化运动”，伤及很多国家包括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重创了美国自身。

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的学说在政策上以“里根经济学”表述出来。所谓里根经济学，就是哈耶克的自由化加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形成了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预算稳定化（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

1991年冷战结束之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便是“去国家化”，内在的逻辑就是用金融资本而撤除国家围墙。这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自由化和货币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大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形态，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金融资本社会，“华尔街”就是金融资本社会的代名词。经济形态变了，人们的理性和偏好随之改变，其中改变最大的无疑是制造商，有谁还愿意投资那些回报率极低的制造业呢，只有傻瓜才无视可以一夜暴富的“华尔街”。就这样，象征着美国工业骄傲的底特律——美国传统的工业基地，破产了。商人出走了，把制造业迁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新一代年轻人更不愿意从事报酬相对很低的制造业。

里根经济学又称“涓滴经济学”，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即富人富起来，百姓才随之受益。但是事与愿违。不同的经济形态对于平等的意义完全不一样。农业经济时代相对平等，尤其是对于美国这样广袤无垠之国度而言；工业经济时代，不平等的幅度开始拉大，但可控，比如1980年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的差距不超过50倍；但是，到了金融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所制造的不平等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华尔街工作的回报与在制造业工作的回报简直如天壤之别，更别说华尔街与中南部农民之间的差距了，企业内部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差可以达到550倍。在整个社会的鸿沟形成之时，象征着不平等重要指标的最低工资，2006年与1968年相比，实际价值下降了45%。这就是“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民主。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是美国金融资本，撤除国家围墙的自由化运动产生了虹吸效应，不但吸食着国内财富而制造国内不平等，也直接掠走了其他国家的财富，比如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泰国、印尼等国的财富一夜减半，从而制造了全球更大的不平等。

对于金融资本制造的国内不平等，近年来美国国内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主之春”运动等只是这场抗争运动的预演，大规模的反抗就是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而对于其制造的全球不平等，转型国家只能以失败的民主化来消极回应。民主本来是平等化的产物，当社会出现空前的不平等的时候，民主本身也会被重创，“自由主义民主”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民主”或者“市场民主”。其实，在资本权力当家的社会，民主本来就是资本主义的，只不过冷战时期的话语权之争构建出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恢复了民主的本来面目——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组合，从来不是和谐的，正如19世纪西方严重的社会对抗。特朗普当选，内在的政治经济逻辑就是传统产业工人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作为传统产业代言人的特朗普看准了这一点，而已经和华尔街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希拉里·克林顿则成为这种矛盾的焦点。

政治自由化。相比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自冷战开始就在有计划地进行，可以说，战后美国西方社会科学都是围绕“自由”而建构起来的。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基于苏联改革带来的政治变动以及东欧的变化，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写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都是在宣告自由主义民主的胜利。冷战结束一时间让整个西方世界陷于大狂欢之中，宣称所谓“社会主义必然灭亡，资本主义必然胜利”。

民主的第三波冲破了传统的国家围墙，金融资本长驱直入。伴随着这一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也加大了“民主革命”的力度，到1998年，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活动经费从几千万美元迅速攀升到16亿美元，开始设计“大中东民主计划”，在各地搞“颜色革命”。结果，冷战后一直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的美国在乌克兰栽了大跟头，叙利亚内战最终也把美国挤出去，美国还在伊拉克付出了5000多人的生命。

在世界历史上，以“推广民主”之名而搞扩张，美国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两千年前的雅典，以输出民主之名到处征战，最终产生了内乱，雅典衰败。第二个是拿破仑，其结果众所周知。美国步了雅典和拿破仑的后尘，谁能想到，冷战后单极霸权的美国，仅仅20年就陷于危机之中。

文化多元主义。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力，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最终形成了作为“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多元化、道德标准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课语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性行为多元化，等等。从政府机构和公共舆论，到社区和家庭学校，言必称“多元”，而且成为一种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可以想见，文化多元主义对于盎格鲁—萨克森人的“美国信条”是多么严峻的挑战，也可以想象其中文化右翼的反弹。

也正是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原则下，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美国“国民性危机”，“美国信条”受到空前挑战。第一，苏联解体和外部安全压力的消除，使得美国国内的凝聚力大大下降。第二，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挑战了美国国民特性中尚存的文化核心的合法性地位，而且民主党人已经成为多元主义的代言人，克林顿总统说美国需要继独立战争和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以“证明我们即使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欧洲文化也能生存”。第三，二战之前，美国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但60年代开始，第三波大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同化越来越难。第四，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移民群体共说一种非英语的语言的现象，在美国的墨西哥人都说西班牙语。美国南部的“拉丁化”让美国白人忧心忡忡。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对阿拉伯人的态度即凸显了其文化右翼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