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健雄：供给侧改革为新型全球化铺路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２０１７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名言描述当前全球化进程的现状：“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２０１６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相继发生，全球经济贸易思想和发展战略迎来新的历史转折点，“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尤其是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和“让就业岗位回归本土”的大旗，遵循“购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规则，把所有对其制造业及就业职位造成冲击的其他国家（如中国、德国、日本、墨西哥等）视为“美国再次强大”的绊脚石，并对这些国家的制造商发出威胁，将对它们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的惩罚性关税，以纠正所谓的“贸易不平衡”，其实质是搞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中美贸易健康发展的根本在于，谁能够更好地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问题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应保持足够的耐心，需要在供给侧等方面提升自身的实力。

依靠技术创新驱动助推制造业发展

中国要推进全球化，关键还是要依靠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并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扩大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给，重点是促进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工业发展。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危机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并以更加积极的政策态势努力推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的方式，拓展其在国际市场的生存空间。可以说，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尽管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持续发展，并形成了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但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而核心资源不能通过买卖获得，必须由企业自己在探索过程中逐渐构建。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源泉是基于技术创新所获得的核心能力。纵观世界近２００年的工业化历程，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关键性因素是通过技术创新形成自己的核心力量，打破先行国家的垄断和控制。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２０１５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随着各类生产要素（劳动力、固定资本和能源）对中国ＧＤＰ增长率边际贡献的下降，如果未来中国要实现５．５％—６．５％的增长率，那么成功的技术创新对中国ＧＤＰ增长率可贡献２％—３％，占ＧＤＰ总增长率的３５％—５０％。可见，在后发国家维持经济合理增速和实施赶超战略中，技术创新占据核心地位。

构建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劳动分工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在现代经济中，当国内劳动分工程度和市场需求的扩展在一个时期达到一定限度时，需要突破国界的限制，向国际劳动分工发展，参与国际供应链的生产，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国际供应链的形成源于各国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上拥有的比较优势。历史上，列强实现海外扩张的手段主要依靠强大军事力量的“炮舰政策”，对弱国小国殖民化。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在开放性的国际秩序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业对接与合作。借助于“一带一路”倡议，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实现资源的跨国有效配置。中国能从这些国家进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更关注促进东道国的当地就业和经济自主发展程度的提升。有学者指出：“特朗普看到了贫富差距、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是他的手段是错误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贸易保护主义，需要通过国际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来解决这些问题。”一国试图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必将遭受其他国家的报复，进而丧失其所拥有的全球竞争优势，并最终引致国内经济效率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