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悖论现象之二: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原则
和自由市场原则一样,作为自由主义民主基础的言论自由原则同样产生于英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约翰·密尔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品《论自由》,其中大谈作为自由基石的言论自由。在冷战时期,西方的“冷战政治学”,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和乔万尼·萨托利的民主理论,都是以言论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体系,以此来抗衡当时作为世界性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公正原则。
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西方国家国内也产生了文化多元主义思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权力,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最终形成了作为“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多元化、道德标准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授课语言多元化、婚姻形式多元化、家庭模式多元化,等等。从政府机构和公共舆论,到社区和家庭学校,言必称“多元”,而且成为一种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
以至于,一个瑞典小镇的即将退休的警察冒着被解雇的风险发出这样的“推特”:他受理的强奸、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嫌疑人基本上都是穆巴拉克、阿里等姓氏,瑞典姓氏的只有一个,但是警察局就是不敢公开这样的公开的秘密。哈佛大学校长因一句捯饬实验室设备女生不如男生而被迫辞职,否则哈佛大学女生就在哈佛校园裸体游行(性别平等原则)。
凡此种种,文化多元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社会出现了浮夸之风,虚假泛滥成灾。不仅如此,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的大颠覆,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当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美国文化右翼的声音,以捍卫基督教文明而反击那些代表多元宗教的文化多元主义。因此,特朗普当选必然导致美国国内的“文明的冲突”,即基督教文明与文化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
在西方,言论自由原则导致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又变成了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原则,而政治正确原则事实上又在限制着言论自由,由此而导致的“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西方国家的一种长期性政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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