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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奇渊:2017年中国经济 稳中求进 深化改革 (4)

为什么美国放火,欧洲会烧身呢?这里我稍微点一下。美国如果加息的话,欧元也会面临贬值压力。欧元贬值,正是欧元区国家希望看到的。因为如果欧元能够贬值的话,它的出口竞争力就会增强。这是欧洲人希望看到的。但是在2016年11月份和12月份,一个是特朗普的冲击,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预期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提高,一个是美联储在12月份的加息,这两件事情正常来说会导致欧元贬值,但实际上从当时到现在这两三个月的情况来看,这两次收益率和利率的上行,虽然在短期内使欧元出现了贬值,但在后来欧元又开始有一个反弹,并没有出现明显贬值。相反,欧洲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出现了明显上行,尤其是一些重债国家,像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债收益率上升最明显的就是意大利。2017年下半年,除了美联储加息这个外部因素可能会对欧洲金融市场再一次造成压力之外,这是一个导火线,更重要的是欧洲市场内部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会通过影响欧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金融市场,包括实体经济。

具体的风险点在什么地方?在2017年,有很多国家面临大选,这些国家放在一起的经济体量占到全世界的GDP30%。这些国家如果在大选当中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的话,可能会对中国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对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可能产生影响。这些占全世界GDP30%的国家几乎都在欧元区,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欧盟最核心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下半年的七八月份先后会开展大选活动,而在这个大选当中,作为欧盟和欧元区最核心的两驾马车——德国和法国,他们之间的政见会出现一些分歧和冲突。法国有两个非常热门的候选人,一个是菲永,还有一个是勒庞,这两个人不管是谁上台,首先重视的就是选民所关注的难民、恐怖、反恐等问题,还包括与俄罗斯和好。而这些实际上跟德国的利益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现在,全球政治陷入了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因为选民都非常地愤怒,愤怒的美国选民选出了特朗普,愤怒的英国选民公投结果是脱欧。所以,在法国和德国同样也是愤怒的选民,他们选出来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他们选出的领导人态度肯定也会非常强硬,而且在一些政见上会有很大的分歧。比如,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像法国热门候选人勒庞甚至公开讲,如果她当选法国总统的话就会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这跟法国一贯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分歧点。第二个分歧点,在难民问题上,德国和法国现在的候选人也有明显分歧。如果德国和法国原来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摩擦和分裂,甚至分割,对于整个欧盟和欧元区的稳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德法之间如果产生摩擦,受到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老三——意大利。为什么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是所有的欧洲重债国家中目前经济复苏情况最为糟糕的,国债除以GDP余额的比例居高不下,一直没有消化。再来看的过,我们发现德国对欧元区内部的经常项目余额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一直在上升。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德国的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是5%左右,现在已经达到8%,有的时候甚至达到10%。所以,在欧元区内部经常项目的失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在加剧。德国的产品竞争力不断在增强。那么,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国债不断地积累,这些债务能不能得到偿还,是不是可以持续,问题非常大。在这些背景下,如果德法之间出现一些摩擦,意大利的国债市场因为欧盟的内部摩擦以及美联储的加息、特朗普基建计划等因素国债收益率上升,这些风险对于欧元区来说是非常不确定的,冲击可能是非常大的。

在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上,如果出现了一些不确定性,可以用一个历史事件来进行对比,这个历史事件就是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达到了一个局部高峰,在那段时间里面,欧洲国家金融体系的商业银行都开始增持美元资产、抛售欧元资产,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枯竭,美元的流动性枯竭通过香港市场间接影响到上海在岸人民币市场,甚至影响到人民币汇率从升值预期变成了2011年下半年短暂的贬值预期。这是当时欧洲市场的波动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在2017年下半年,欧洲市场的政治风险、国债市场收益率风险如果变现的话,可能会进一步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的在岸金融市场产生一些影响。

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国际上经济形势的两个不确定性,一个是特朗普的贸易冲突这方面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美联储加息直接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以及间接通过欧洲市场上的政治不确定性,也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以及中国金融市场产生一个冲击。

4.2017年“稳中求进”如何稳,怎么进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在2017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有哪些“稳”的措施?除了“稳”的措施之外,还有哪些“进”的工作?

首先我们来看“稳”。“稳”这个方面至少有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部分。在财政方面。财政要扩大开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2016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15.7%,这个增速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同期的房地产投资只有6.8%(虽然6.8%已经非常高了)。我们这里做一个情景的假设。假定2017年我们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一个明显的下滑,从6.8%下滑到2.3%。为什么是2.3%?因为这个数字正好是2015年的另外一个低谷的数字。我们假设2017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到跟2015年的低谷水平。那么,房地产投资下滑对于经济的稳定来说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不妨做一个数量上的粗略测算。我们用2016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6.8%减去2015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2.5%,这样一个差大概是4点几。我们又知道房地产投资在全国GDP中的占比大概是10%,也就是按照4点几乘以10%,大概就知道房地产投资对于GDP的直接拉动大概是超过0.4个百分点。因为房地产投资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行业,它可以带动上游的包括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行业,下游可以带动像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所以,它的乘数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粗略算了一下乘数效应是2。这样的话,房地产直接加上间接带动的因素,大概对整体经济的贡献率在不到1%。这是它的作用,2016年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

现在假定2017年的房地产投资没有6.8%这么高,而是回到了2015年比较低的水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基建投资来弥补房地产投资的下滑,起到缓冲作用。这需要我们对基建投资的增速有一个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速需要提高多少呢?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从2016年的15.7%至少需要提高到20%。这是一个测算。

房地产投资下滑的同时,我们要使基建投资从15.7%这个增速提高到20%,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可能性当然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这个任务比我们想象的要艰巨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刚才讲的20%的增速要求,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些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PPI,工业品出厂成本在上升、价格在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的速度可能要比20%还要高一些。假定PPI增长两个点的话,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它的增速要从20%变成22%。第二个因素,出口可能会在下半年面临一些外部因素。如果出口面临的外部冲击是负面的,出口增速下滑,那么基建投资还要弥补、缓冲这方面的负面冲击,那么它的稳定压力就会更大。这是我们对基建投资的一个观察,至少它的增速要从2016年的15.7%提高到2017年的20%。这对于我们的财政来说具有一定的压力,但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效率问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从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每一年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都在两位数的水平,这个增速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会越来越低,因为刚开始没有路,修一条路对经济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是修第二条、第三条的时候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对经济约束条件的改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谨慎,要非常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效率。

三、稳中求进找准切入点

我们梳理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改革领域,分为七大方面。第一部分,政府之间的关系,分为两个方面:纵向的是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新梳理和明确;横向的是跨部门的统筹协调。第二部分,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关系,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和外国的市场参与者、政府和劳动者这样三个方面。政府和劳动者的关系是通过养老保险这一福利体系来进行确立的。最后是政府和市场规则的关系,市场规则的基础是产权的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以及金融市场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这七个领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落实的重点改革领域,也是我们稳中求进中的“进”,我们往前“进”的方向在哪里?就在这七个方面当中。

下面,我们着重从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这两个开放的角度做一个观察,看看稳中求进进一步要做哪些事情,既能够稳定我们短期的宏观经济增长,又能够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提供更强的活力、弹性和韧性?

首先,人口因素。这是在中长期周期中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要素。我国人口处于老龄化阶段。如果给一组数据的话,会令人印象比较深刻。“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我国劳动力平均每一年净增长数量大概是700万;“十二五”期间(2011年-2015年),劳动力平均年净增长数量变成200万;“十三五”期间,平均每一年劳动力的净增长数量将变成负的,而且是负的200万。在“十一五”和“十三五”期间做一个对比,人口老龄化的变化带来的冲击是比较大的。

日本是一个受到人口老龄化冲击比较大的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拿中国和日本做一个对比,这样我们有一个参照系。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有一个缓冲机制。这个缓冲机制来自于日本社会的一个特点,日本的家庭妇女占人口比例比较高,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劳动年龄人口,也就是15岁到60岁左右的人口中,日本女性100个人中只有不到50人参加工作,剩下的人干什么?有很多人可能在高中、在大学读书,另外一部分就是家庭主妇,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所以日本的妇女劳动参与率比例在80年代末相当低。但是这个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一直缓慢上升,到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10多个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日本总体的劳动力池子当中,即使劳动力的数量没有增加,但由于女性从家庭妇女转变成职业女性,劳动力数量也有一个明显上升,它对于人口老龄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缓冲作用。

我们对比一下中国,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个比例在过去一度曾经达到75%。现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甚至有所下降。参照日本,我们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不但起不到对人口老龄化的缓冲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使这个冲击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冲击将是负面的,而且比日本会更加明显。这是从人口数量这个角度来看人口红利。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找到改革的切入点,看看哪些环节存在问题。

责任编辑:张凌洁校对:刘玉婧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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