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教育智库应把握好自己的定位与追求（2）

加快推进新型教育智库转型

一是研究人员的转型。由重学历向重阅历和学历转变。我国智库专家与发达国家智库学者的最大差距是阅历不足，《意见》明确提出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措施，比如“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等。

二是研究内容的转型。要由注重学术理论问题研究为主，向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转变。重点要围绕教育政策研究的学术前沿，自主开展教育政策理论研究、教育政策的历史与沿革研究以及重大议题的前瞻性与储备性研究；围绕国家和区域重大教育政策急需，开展教育政策热点和难点问题研究，重大教育政策专题研究以及各种中长期或应急性的重大课题研究和案例总结研究；围绕重大政策的实施效果，开展重大政策的比较研究，政策实施过程跟踪评价、政策调适、风险预估与防范等研究。

三是研究技术的转型。由传统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向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新技术转变。世界著名智库都有重视数据分析的传统，比如，兰德公司的许多专家是数学家和统计学家；美国东西方研究所为了研究网络空间政策，专门从从事网络研究的贝尔实验室挖来一位技术专家进行政策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应推进研究方法、政策分析工具和技术手段创新，搭建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为决策咨询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

四是成果应用的转型。要由过去的注重学术理论成果发表，向重视成果转化、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转变。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应以问题为导向，重视成果转化，并积极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促进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五是科研组织形式的转型。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承担多重使命，要求科研组织形式实现由单学科、个体化的科研组织形式向跨学科、组织化的协同创新模式转变。正如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所指出的，“智库，胜在智，强在库。这个智，不单单是锦囊妙计，而是智慧谋略；这个库，超越了‘幕僚’‘师爷’层面，体现为系统的组织性力量。”

（全国人大代表、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