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失衡确定宏观“松紧搭配”格局

●在确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最低增长速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考虑这个国家就业目标的基本要求。

●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特别是围绕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无论营改增、对第三产业的鼓励政策，还是属于地区性的优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减税的空间也还是有的，关键是能不能下得了决心。

●从表面上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似乎比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几年有所减弱，但在实际上，这些年却是我国经济苦练内功，解决深刻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的几年。

我国经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三大机遇，即至2020年能否实现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2030年之前经济总量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50年，能否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实现现代化？

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个系统性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总需求不足带来高失业风险。

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反映的是总量，宏观经济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它无外乎有两种表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两种表现，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我国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宏观政策体现

“松紧搭配”的格局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也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虽然没有用“滞胀”这个词，而是用的“双重风险”，但经济的内涵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在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针对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又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松紧搭配”格局，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它的首要目标还是保增长，目的就是稳定社会就业。“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于前一个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方向是从紧的，它的首要目标是遏制通货膨胀。现在宏观两大政策与手段，方向不同，一个是“积极”，一个是“稳健”。目标不同，一个是保增长，一个是遏制通胀。

在双重风险并存的失衡状态下，控制风险成为优先任务。如果我们采取“双松”或者“双紧”的政策，风险太大。所以我们采取了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这样的组合，体现“稳中求进”的基本指导思想。

确保6.5%-7%的

经济增长速度

松紧搭配的格局不能改变的话，现在能变化的就只能是松紧的力度。既可以朝“松”的方向倾斜，也可以朝“紧”的方向倾斜。松紧力度的调整，它的根据与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速度。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来控制财政、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怎么调？根据是什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段话，共两句，第一句，“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第二句，“还要联系国民经济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国家就是依据这两点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合理的区间。

第一句话，“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什么？就是下限，最低速度。国民经济至少需要增长多少，下限因素很多，核心因素是就业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有一个稳定关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低，失业率相对越高。所以，在确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最低增长速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考虑这个国家就业目标的基本要求。

美国的失业率的红灯线锁定在6%，欧盟马约锁定在7%。因为我国二元结构比较复杂。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是4.5%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5%这个数值看起来很低，但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就不低了。

和欧美的失业率相比，我们有两个比较大的差别：一是我们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比较高。美国、欧盟的失业率，无论是6%也好，7%也罢，涵盖的面非常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很低。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约2.3%，欧盟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5%左右，因此，非农产业的失业率涵盖了98%和95%以上的劳动者，农业就业稳定而且占的比重低。而我国农村还有32%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但每年以几百万的速度向城市转移，进入城镇的就业市场，找不到工作其实就是失业，但没有纳入“登记失业率”。

二是在统计上，一些地方的数据还不能反映真实的失业情况。一般公布出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比真实的情况低2个点左右，如果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5%，实际上的失业率就在6.5%的水平。要保证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5%以下，根据我国目前的技术和经济结构水平，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6.5%，这就是经济增长的下限。

“增长速度的确认，要考虑国民经济的需要和可能”。“可能”是什么，就是国民经济能承受的速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一般通货膨胀率越高。所以，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上限的时候，一般要考虑在一定时期，社会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今后这几年，如果经济增长平均在6.5%的水平，到2020年，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所以，6.5%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就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还是就当前的就业目标的要求，还是当前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等，就短期增长来说也大多要求有6.5%左右的增长率。因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从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上看，就必须围绕着6.5%来实施。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6.5%的话，“松紧搭配”就要朝着“松”的方向去倾斜，要出台更多的刺激手段。如果高于6.5%太多，通胀压力加大，“松紧搭配”就要朝着“紧”的方向来倾斜。因此，国家又确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7.0%。这种安排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就具体经济手段而言，主要的还是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和货币政策。

就财政支出来说，我国目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左右，欧盟马约的警戒线是3%，所以，继续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还是有的，继续举债的能力还是有的。从财政收入来说，就是减税，尤其是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特别是围绕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无论营改增、对第三产业的鼓励政策，还是属于地区性的优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减税的空间也还是有的，关键是能不能下得了决心。我国政府手里还有一笔国有资产。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加在一起，差不多有50多万亿元的资产，还有大概120多万亿元的国有金融资产，60多万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几项加在一起，国有的财政可动用的资产有230多万亿元，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所以，财政的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

在货币政策方面，通常使用的手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量政策，二是价格政策。数量政策主要是调节信贷量，价格政策主要是调节利率。从信贷量来说，主要是对存款准备金控制，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在世界上是高的，降准空间还是有的。再一个就是价格政策，对贷款的价格也就是利率进行调节，我们利率现在还比较高，而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实现零利率了。所以降息的空间也是有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在运用货币政策的时候，降准和降息一定要同步，不能割裂开来，我们过去做的时候往往是单向来，单向来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我国的货币市场化程度逐渐在深入，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密切。如果将它们割裂开，这个政策就很成问题了。降准不降息，降息不降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一定要联系起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