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安：依法治国的中国道路与实践（4）

其二，2004年之后，我们的法制建设有了若干变化。

首先，从宪法的角度看，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九条中，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使统一战线包括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因此可以说，我们的宪法是以人为本，是为了一切人、人人和所有人。这是重大的变化。

其次，2004年是甲申年。在那60年前，也就是1944年，郭沫若写出了不朽文章《甲申300年祭》，毛泽东建议党的高层阅读。同时，毛泽东思考了农民政权，并写出了《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清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人民”的出现，是毛泽东同志主体观的成熟表现，从此再也没发生过变化。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权有关的很多内容，我们都用“人民”的字样来表述。比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人民大学、人民币，等等。2004年，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同志阅读两篇重要的文章，并做出反思。这个反思成为了我们党的一个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还指出了今后的执政目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并特别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预示了什么？预示着建设法制国家的关键点就是要依法执政。

再次，2004年宪法修订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人权入宪。2004年是第四次修宪，这次共修改宪法14个条文，发生的变化十分重大，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五个人权制度的确立。

一是怎样对待非公经济。2004年宪法强调经济权利平等，鼓励、支持非公经济，这是重大观念的转变，使非公经济取得与公有经济平等的地位。

二是设立公益补偿制度。对集体、个人财产征收征用要给予补偿才合法，其意义在于明确了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

三是对私有财产权予以保护。这是私有财产权第一次入宪。正是因为2004年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入宪，2007年物权法才有可能颁布出来。

四是社会保障制度入宪。如果宪法没有生存权的概念，也就没有保障制度，如果没有保障制度，则宪法与人权脱节，因此，我们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国家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入宪，代表了我们是真正的现代国家，公民的生存权有了制度保障，而公民生存权的制度保障就是社会保障权，这一条非常重要。

五是总的来看，宪法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以看作是我党治国的一个重要变化。第一个是权利主体变化，由公民变成人人。第二个是对司法产生影响、对国家权力制度产生永久影响，过去公民的权利是有限制的，现在公民的权利是推定的，而推定的就说明公民的权利具有无限广阔的前景，这就证明我们的宪法重构了权利体系。第三个是成为原则，具有统领性，为法治揭示最终的意义，法治最终是人权。中国人权入宪，举世瞩目。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建成。这是庄严的宣告。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这是郑重的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法治中国确立为改革目标。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