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道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认同作用

暹罗代天宫，位于泰国中部北榄府，建于1992年，是一座宏伟的中国宫殿式庙宇。

道教在长期的发展中，本土是主要的时空场，但也有对外的传播。现代以前，主要的传播路径还是丝路沿线。海外华人在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环境中，往往将道教当成自己民族文化的标志。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道教对海外华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可以发挥道教的文化纽带作用，团结更多的人，建立起民族文化的认同。

一、道教是团结海外华人的文化纽带

道教在世界上的传播，是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出去的。现今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有许多海外华人，他们国籍或与我们不同，但民族文化对他们有天然的亲和力。作为共同的文化基因，道教是团结海外华人的文化纽带。

当年中国人的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发展，曾经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与他们一起前往的还有中国的神灵，包括道教神仙，以及经过中国化了的佛菩萨。这些神灵，在路上，是他们历尽艰险和面对惊涛骇浪时的精神支柱，到了异国他乡，则又供奉唯谨，成为身心的护佑、安顿之所。有人将此统称为“神缘”，即通过对共同的神灵的信仰，而结成的人际关系。如果细分，可以以不同宗教为中心，称为“道缘”和“佛缘”，还有一部分为民间信仰。不管哪种，通过神缘结成的网络是文化网络，也是团结的纽带。这一纽带，历史上曾经是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抱团奋战的重要纽带，待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又成为他们处于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中的旗帜。凡是道教系统的庙宇，一定是华人聚集区的象征性建筑。

二、宫观寺院等建筑成为海外华人聚居的重要标志

以马来西亚为例。马来半岛曾经是海上丝路的重要中间补给站，清以后，更有大量的华人来此谋生。华人初到东南亚，一般都是为谋生而涉险。在前往陌生的世界、吉凶未卜之时，难免惴惴不安，甚至于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候精神上的支撑显得特别重要。它是一切主动行为能够实施的前提——若是临事畏首畏尾，绝无真下决心付诸行动的可能。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于此尤为突出。在故土民生凋敝、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乡改善的可能，使得人们怀着或强或弱的憧憬，同时与对前程凶险的恐惧，又处于莫明的内心交战。在这种情形下，请自己素来恃其佑护的神灵保驾，是最自然的选择。所以，家乡的神灵随着一拨又一拨的华人一起飘洋过海，成了早期华人到达大马的重要风景线。

明清时期，华人陆续来到马来半岛，在开发这片当时还较落后的地区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这种贡献的取得却极其艰辛。当年从故乡带来的神灵，上岸后被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待基本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生活稍微稳定之后，往往给一向护佑他们的神灵造一座宫殿。而且这一建筑，往往是某一人群的第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于是，林林总总的庙宇便一个又一个地建立起来。

如果追溯历史，那么中国的神灵最早来到马来半岛是在明永乐年间。著名的郑和船队曾经到达马六甲（明代称“满剌加”，清代所修《明史》列有专传）海峡，登陆休息，补充淡水，并建有仓库，至今犹存“三宝山”“三宝井”等遗迹。当时船上供有天妃（即妈祖）。但当时的天妃是否在陆上立庙享受香火，史无明文，不敢臆测。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此后华人到大马的数量渐渐增多，而伴随着他们的神灵也一起落地生根。在现今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我们可以看到城隍庙、妈祖宫、保安宫、观音堂、关帝庙、哪吒殿……几乎是中国沿海特别是广东、福建地方民众所信奉的所有神灵，在这里都能找到踪迹。

尽管这些神灵当初移来大马的具体地区不一，时间上先后错落，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确的：这些神庙都建于华人聚集之区，形制多为飞檐翘角的中式宫殿，大门常装饰繁复，大量使用福建与岭南式的石雕。与大马其他民族如马来人的清真寺、印度人的印度教神殿、锡金人的金都庙、斯里兰卡人的南传上座部佛寺相比，建筑风格有明显区别。而且一般情况下，华人不进其他族群的寺院教堂；反过来其他族群的人也一样。如此一来，华人从故乡迁来的神庙宫观和寺院，又成了华人聚居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分华人与其他族群文化差异的鲜明特征。

独立后的马来西亚，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但是宪法上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允许华人、印度人等其他民族（当地习称为种族）信仰自己的宗教。这就更加突出了华人的神灵和相应的供奉场所在保存自己文化和民族特征上的载体功能。所以，独立之后的马来西亚，华人寺庙宫观仍然续有修建。虽然散漫分布，但各种神灵却是华人文化自觉和种族意识的纽带。

上面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近二三十来，其他国家的道教组织陆续出现，据有关资料，世界上已经成立道教组织的国家有20多个。这些道教组织，相当一部分分布在丝路沿途。这为道教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网络。发展丝路沿途道友的联系，加固其文化纽带，是急切的，也是可行的。

（作者为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