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背景与理论定位（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世界的发展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类社会总是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欧洲历史的经验得出结论，他们以生产方式为标准，认为社会的历史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序列，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后来，马克思又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将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了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然而，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实现，对人类社会未来的思想仅仅停留在框架和原则层面，并没有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时代做出明确的阐述。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未来社会的思考贡献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一系列探索启发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和平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迎来了“新的春天”。

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顶层设计”，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强调当今世界的“类本质”：整个世界在面临各种矛盾的同时，其内在也是统一的，是一个同一性与对立性并存的有机体。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的矛盾对抗一面在深化和释放，世界的合作同一的一面也在发展和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抓住了世界矛盾的辩证的两面，不是将世界内在的对抗性和同一性割裂开来认识，避免了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同时，相比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的超验性和彼岸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点是强调经验性和此岸性，是能够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认识基础和行动方案，为应对全球性复杂挑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中国方案”。

显然，习近平同志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特别是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分别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五个层面阐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政策方案，是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治理方针，具有很强的政策生命力和很大的实践可行性。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在G20和APEC等全球和地区治理框架中不断提出新理念，提供新方案，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充满理想的意识形态信条，而是具有很强实践操作性的全球治理理念，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反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