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为什么褪色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一度大行其道，不仅被奉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策，更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受此影响，中国也不乏主张按照上述“三化”路径进行经济改革的言论，甚至把当前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在广泛流布的同时就广受质疑，特别是在21世纪初的国际金融危机后，其衰落势头更加明显。新自由主义的逐步褪色，是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历史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

去放任归干预：“新自由”进入下降周期

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作为经济理论出现的，谓之“自由主义”，是因为它同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紧密关联，如它们都在“利己”这个根本人性假设下，相信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能力，要求减少国家干预，等等。由于理论基点的相通，新自由主义属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现代版，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较之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又有新的发展。一是时代背景新，前者适用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是适应资本原始积累需要的理论；后者盛行于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阶段，是为缓解国内“滞涨”危机和实行国际扩张服务的理论。二是理论内容新，前者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自由放任，还带有新理论在创立时期易有的“片面深刻性”；后者可细分为伦敦学派、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不仅在学理上更加专业化，也相对更为圆通，虽然反对“全面干预”，但并不“全面反对”干预，而且把自由主义原则扩展到更多领域。三是内在性质新，前者可谓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后者已远不仅是经济理论，更是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为垄断资本主义国际扩张服务。

正是这些相同与不同，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方位和未来命运。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围绕注重“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先后产生过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主流经济理论，各自在一定时期内发挥过作用。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周期性经济危机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因而，这些理论往往成为满足当时需要的“周期性理论”。倡导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约40年，因引发“滞涨”危机被新自由主义取代。虽然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带来经济虚拟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等新问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否定过度自由放任，重申国家干预政策，新自由主义于是开启了其运行的“下降周期”，由盛转衰成为必然的趋势。

从繁荣到衰落：“泛自由”酿造国际苦果

自创立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由学术而政治化、国际化。1990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化，给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带去了灾难性后果。

由于地缘接近，拉美国家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男孩”占据了许多拉美国家要职，实施改革。由于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廉价出售国有资产，少数人一夜暴富，在短暂的泡沫破灭后，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曾被誉为“准发达国家”的阿根廷，在实行国企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后，几乎卖光了国有企业，导致经济被外国控制，结果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出现全国性动乱，曾经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急剧下降到拉美国家后几位。

在欧洲，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不久，根据“哈佛方案”，实行“休克疗法”，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西方化等。结果不到十年时间，俄罗斯经济大幅下滑，社会动荡不安，丧失了昔日苏联的强大基础，绝大部分产业至今尚未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

在西亚和北非，以埃及为例，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后，埃及的工业化水平持续倒退，日渐成为依靠旅游、侨汇、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2008年曾被西方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如今面对的是产业结构畸形、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还有一些国家因“改革失败”，甚至沦为国际难民和恐怖主义的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