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未来供给“剩余”价值

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刘晨光撰文认为，“新文化运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化”运动。“新文化”的目的和方向必然是要创造“新政治”、“新社会”和“新人”，而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思想文化的“启蒙”来促使人的精神意识的转变和内在的“觉悟”。“五四”已完成了它反对旧传统的历史使命，今天应该对传统文化抱有更多的温情，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五四”之前的传统。“五四”已然带来了传统中国的现代新生，已然在它开启的启蒙和革命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这一新传统和旧传统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民”终于获得了主体地位。

今天的中国，处在走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内忧外患的中国，也不同于“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可以以一种更加从容、更加恢弘的气度来谋划未来。无疑，中国之为中国，是因为它置身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传统中，而“五四”及中国革命作为中华文明的自新之道，为中华文明指引了新的方向。否定“五四”，只会使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出现断裂，使“中国”陷于狭隘固陋的境地。而接纳“五四”及其所规定的新方向，中华文明才有机会使自身的生活理想成为世界性的普遍追求，因为它所立基的“人民”主体真正是世界性的。就此而言，“五四”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供给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同样地，也只有在“人民”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儒家思想的某些“剩余”价值才可能重焕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