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格角度分析：周作人为什么会选择当汉奸（3）

但这一切，能为他的附逆提供什么呢？尤其是能为他晚年的不幸负责吗？或许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据熟悉周家情况的俞芳分析，周作人不能南下的几个理由，都可以视作是托词和借口。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看到同事们扶老携幼，纷纷离开北平，思想上也一度犹豫过。待和夫人信子及其妹妹芳子等人一谈，立即遭到反对，她们都不赞成离开北平，认为北平有众多的“日本朋友”，即或日军打进北平城，也不会难为周作人和他的家属的。“平安无事，一动不如一静，”这是周作人的结论，倒也暗合他的天性。

于是，周作人以“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为由，决定不离开北平。

上有老，显然指周作人81岁的老母鲁老太太。81岁的老人确实是不适于长途跋涉的。但鲁老太太深明大义，连曾朝夕相处的鲁迅1926年离开北平去上海定居，她都不加阻拦。周作人若因抗战关系，要离开北平，老人家怎么会阻拦呢？再说，周作人夫妇决定了的事，鲁老太太即或要拦阻，也是拦不住的。

下有小，就更说不过去了。当时周作人的孩子都已长大，连芳子和周建人最小的儿子周丰三，也有十五六岁。

家累重，倒是事实，因为他们平时用钱没有计划，积蓄不多。离开北平，如不降低生活标准，是有一定困难的。但周作人是教授兼名作家，到处可以找到工作，离开北平，低标准地生活，如果稍加克服，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纯属他们不离开北平的托词而已。

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日本特务就指使大、小汉奸，特别是文化界的汉奸，拉拢和劝诱，加上日本老婆信子的怂恿，多方面、多渠道地做周作人的工作。他们根据周作人的特点，投其所好，诱之以利，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尽量使他享受舒适、奢侈的生活。

应该说俞芳的分析是平实可信的。但也应该考虑到周作人有个日本太太的特殊性，到大后方是否能够适应那里的生活、会不会因是日裔而受歧视、周作人能不能找到足以养活这个大家庭的工作等等。其实，即使不南下，也未必就一定当“汉奸”，当时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也不少，找点小事情，勉强维持生活也不是不可能，钱玄同、俞平伯等都是这样过的。

但周作人显然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想法有些不同。首先，周作人看到抗战之初，中国是在孤军奋战，几乎得不到什么国际上的支持，英美等国都在“坐山观虎斗”，而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的失败只是早晚而已。

再者，对于领导抗战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周作人一向抱着轻蔑、怀疑、厌恶的态度。他对蒋介石的“清共”、“四・一二”政变等，都持批判、反对态度。认为蒋介石其人一无可取，不值得信任。

其实，深究起来，周作人的“附逆”与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有关联。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固有传统缺乏起码的温情和敬意的人，会成为一个“爱国者”。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恶感，主要表现在对韩愈这一类的道学家的厌恶上：

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

与周作人对韩愈这样的“道学家”的厌恶不同，陈寅恪则钦敬韩愈，因为韩愈的身上鲜明的体现着一种民族气节和民族文化意识。陈寅恪在《论韩愈》中论及韩愈排斥佛教，标题即为“呵抵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也恰恰是这类带有“方巾气”的人物，在民族生存的危机关头，表现出一种“壁立千仞，只争一线”的民族精神和气节来。周作人完全拒斥诸如此类具有刚性和正气、富含“钙质”的精神食品，也就极易患上一种文化上的“软骨症”，他后来的附逆也就不那么不可理解了。

周作人贬斥韩退这样的人物，对秦桧这种民间齐声痛骂的“汉奸”，却颇具同情。1935年10月和1936年9月，周作人连着写了两篇文章来为秦桧翻案、辩护。当然，周作人为秦桧翻案还在抗战之前，还没有附逆成为汉奸。但即使这样，依然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片面。除此之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出周作人日后的附逆的原始基因呢？

周作人显然带有排斥情感的唯理性化的倾向。依据这种思想，周作人的附逆，在他本人看来，不过是“个人至上”的生存理性应该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具体表现罢了。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的心灵是由理性、欲望和精神三部分构成的，三者缺一不可，周作人单纯地讲理性和欲望，贬斥精神，显然会造成自身文化心理上的失调，由此走上“生存第一”之路。周作人知道这中间的失误吗？他知道他晚年生涯的不幸的由来吗？关于这一切，他似乎始终未曾正视过，只是到死都在忙于为自己的“附逆”进行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