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星：战争是考验军队改革的试金石（3）

在引领战争中推进军队改革

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战争的胜负首先不是在战场之上，而在战场之外，在战争之前。军事革命中的落伍者，必定是未来战争中的牺牲品和淘汰者。

早在19世纪末期欧洲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之时，恩格斯就疾呼：“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作战理论落后于战争实践，军事行动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类似的例子在国外并不鲜见。英国首先发明了坦克，但在机械化军事革命中却沦为落伍者，最终在战场上被动挨打。苏联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前，打赢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苏联领导人，对下一场战争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军政高层自认为掌握先进军事理论，盲目自信导致对德国闪击战的胜利视而不见，仍坚信“人数庞大的军队集团实施密集突击具有决定性意义”等观点，不顾军队火力和机动力发展给密集突击带来的本质性变化，战争爆发后在边境军区指挥瘫痪、军队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仍按原定计划两次命令军队实施大集团密集突击，向敌国领土推进，结果在敌强大坦克兵团的反击下迅速土崩瓦解。同样，新旧战术的差别，也是西班牙无敌舰队覆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过去一切的失败经验，用法国大战略家安德烈·博富尔的话来说，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太迟”。

俄罗斯军事理论家斯里普琴科在其《未来战争》一书中曾说过：“军人的主要任务从来就是对未来战争进行全面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所准备的往往是过去了的战争。”胜利总是向预见到未来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一场成功的军事改革，不在于进行了多少“悟性的自由创造”，而在于能否比别人更快、更深刻地觉察客观世界的变化，并利用变化的条件去创造新的作战方法。正如人们常说的，一流的军队总是在设计战争、谋划战争、引领战争。近年来，美军每发动一场战争，便创造一种新的作战理论。而当其他国家开始纷纷研究、效仿这一作战理论时，他们便又另辟蹊径、另谋新策了。于是，我们看到，海湾战争中的“精确打击”，科索沃战争中的“非接触作战”，阿富汗战争中的“网络中心战”，伊拉克战争中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理论层出不穷，令人应接不暇。这启示我们，战争的胜利首先是思想的胜利、理论的胜利，只有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既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又想到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才能真正成为战争规则的制定者，让敌人在我们所设计的战争模式下与我作战。原总参谋长杨得志老将军曾讲过，“未来战争中具有更大威胁力量的，多半会是那些目前还在实验室里或者还在科学家头脑里的东西”。这正是中国军事理论研究者的使命担当，我们的理论比敌人每先进一分，将来在战场上都可能挽救上千上万条生命。

克劳塞维茨曾指出，“不能让理论的树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我军历来强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扬长避短，克敌软肋。在锻造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民军队的历史进程中，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吹响推动军事理论创新的时代号角，既要把握战争形态发展演变规律，主动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更要立足自身实际，瞄准使命任务和作战对手，坚持不懈地发展中国特色军事理论。这是我军打赢下一场战争的基本指导，也是军事辩证法的核心要义所在，更是贯彻习近平主席坚持“理论自信”要求的重要体现。军队建设是平缓的改革，改革是突飞猛进的军队建设，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都是强军精兵实践的常态。强军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要强军仍在路上，我们就当求索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