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祥志：文明复兴的精神动力与制度机理（3）

二、察变观风：重振人心、朝向经典刻不容缓

观当今世风，唯利是图弥漫，物质主义凸显；道德人心，政教风俗、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多方强力挑战。名流以变更国籍为荣，礼仪廉耻之心日鲜；而先富者则去父母之邦，家国天下观念日稀。凡此种种，殊可堪忧。

笔者愚见，察当今之社会沙漠化生态，精神依皈之枝零破碎，安身立命之穷途困顿，维权意识之恶性膨胀，则知重拾道统、重振人心和朝向经典之刻不容缓。落叶知秋，窥斑见豹。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论，以为生死决战之前夜，恐不为过。此必待主流意识形态之重塑，以之内聚人心、恢复自信、接续道通、重整共识，并在哲学心理学层面，抗衡假“非意识形态”之名之步步进逼，构筑强大心理防线。

人心正固，则社稷宁。重塑主流核心价值观，重整华夏文明之精神内核，重塑华夏民族之文化自尊心，已刻不容缓。当代中国的政治论述，从华夏文明源头吸取精神资源，恢复传统国学，正视文化传统，决绝历史虚无，正本清源，势所必然。概言之，接续道统、传承文明、融汇西学、以中化西。所谓新轴心时代，本质在此。若此，或可言正人心、敦风俗、克人欲、大一统和民族复兴。

文明复兴，必仰赖强大持久之精神动力。察美国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为拯救西学，寻找精神资源，重归古希腊原典，反观中国思想，焉有不回归国学原典，重启文明源头，秉文明复兴之命，承强大精神动力之理？中国古代先秦典籍，乃人类“轴心时期”之智慧结晶，值此混沌不明之时，应能持续激发文明火焰，烛照人类未来前行之路。

泰戈尔曾言：古希腊之火已然熄灭，罗马亦被埋帝国废墟之下，“但人文精神和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当此“全球化”所向披靡之际，铭记开国领袖之教诲，回溯先秦之古典智慧，以当代国人对西学之强大学习、消化和掌控能力，赖国学博大渊深之“通变”内功，回归国学经典，接续道统，薪火相传，庶几可融汇贯通，而别开生面。若论中华文脉危在旦夕，不绝若线，而有一息尚存之忧叹，然以《易》观之，则可察一阳来复之际，危机转换之时，否极泰来之机。

三、一脉相承：文明复兴的内在逻辑

文明复兴，其路径是中国的现代化。为此，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内在逻辑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也是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源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挑战。一方面，满清行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华夏文明晦而不彰，日落明夷。明末，先贤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伸张公天下之义，顾炎武著《日知录》，呕心沥血，启佑后学，以俟后世圣王复起，接续华夏道统。清末，章炳麟持“革命论”，驳康有为曲学阿世，値末世而扶持夷主，悖离《春秋》夷夏大义。一方面，满清窃据华夏，其统治危机自鸦片战争起，遭遇西方强力挑战，治理危机日显，然洋务运动，实缘于甲午战争之败。梁启超曾论断，满清实亡于甲午。为此，民族复兴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困境，历经三个历史时期：

一是恢复中华。满清封建王朝行部族专制、民族压迫和文化宰制，华夏诸民族必先破解“恢复中华、驱除鞑虏”之命题，完成其恢复华夏的神圣使命，以实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先贤揭示的“不私一家一姓”“天下为公”“圣王复起”“不以天下奉一人”等华夏道统，也即推翻满清封建压迫和民族专制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这一过程由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初步完成。

二是国家建构。放低天下理想，实现国家整合。面临列强瓜分和半殖民地危局，实现“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和军事强悍，以强大的动员力应对新战国时代的列国竞争危局，争取球籍，这一过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万里长征第一步”。随着现代“军事-工业化”民族国家体制的建成，华夏尚武精神被激发，被动挨打百年颓局彻底扭转，国家动员力和组织力超迈前代。事实证明，这一机制足以应对新战国时代任何国族危机，是对天下理想的调整。

三是经济崛起。前30年，借助全能主义高度动员能力体制，初步实现工业化积累，为改革开放奠定物质基础、人口基础和制度基础；后30年，启动改革开放，循着国家独立、军事强悍、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的路径，在国家鼎立、人民站立、军事强悍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后三十年，为一个统一整体，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