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坑：“辣”说文风

读文风不正的文章，就好比品酒师尝了那“走气的烧酒”，感到无味、失望很正常，谩骂一番也无可厚非。

文为道而生。文章别人要看、要听，如果浮文掩要、委琐繁碎，“邋遢而多虱”，他人的嘴是捂不过来的。

古时的文人，批评坏文风毫不客气。他们的话说得耿直辛辣、透彻生动，如同那刺心窝的毒舌、战斗性的檄文，读来令人发笑、发窘甚至发汗。蒲松龄的《司文郎》中载，某僧视文以鼻，取稿焚之，一闻可判高下。余杭生的老师是科场考官，文章八股气重得很。其文章一烧，僧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说道：“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俯眈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

剽窃造作，同样是丑陋文风。李汝珍的《镜花缘》，有段生动形象的描述：“就如人家作文，往往窃取陈编，攘为己有，惟恐别人看出，不免又添些自己意思，杂七杂八，强为贯串，以为掩人耳目；那知他这文就如好好一人，浑身锦绣绫罗，头上却戴的是草帽，脚上却穿的是草鞋，所以反觉其丑。”不伦不类，且无一处可见本色，这样的文章不仅别扭而且难看。

文风问题既然与他人有关，遇上较真之人就要“原形毕露”。宋代陈善的《扪虱新语》中载，苏东坡对狂怪之诗颇为鄙视，认为杜默的诗便是此类。东坡评曰：“饮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尚足言诗乎？”这番批评跃过文章本身，直接朝着持笔人去。由此可见，东坡对狂怪之诗厌恶至极、忍无可忍。

“西江之体，大略如农夫之指掌，驴夫之脚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强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恼人，而曰‘孤高’；守节老妪之絮新妇，塾师之训弟子，语言面目无不可厌，而曰‘我正经’也。”明末清初学者冯舒，对西江体的风格可谓涂抹几尽。这段锥心的点评，尚有另一番启示：人不可洋洋自得于自己的文章。

“文章是个人所写，对手却是多数人”，写文章的人大抵避不开这种境地。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字流传史，文典丰实、卷帙浩繁，人们对所读文章的要求近乎挑剔。读文风不正的文章，就好比品酒师尝了那“走气的烧酒”，感到无味、失望很正常，谩骂一番也无可厚非。

时下的有些讲话和文章，言不由衷、虚与委蛇，堆砌辞藻、言之无物，添枝加叶、短话说长，鹦鹉学舌、照搬照抄，云遮雾罩、离题万里，有人将其概括为“假、大、空”“长、泛、水”“僵、旧、硬”。这些文字读着不咸不淡，听着不痛不痒，管用的东西少得可怜，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如果不得不看、不得不听，可就难为别人了。

文风不正，源自思想慵懒，也是八股遗毒。有人曾形象描述：“八股算是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怪，被英雄剁作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块的却都活着，从那妖形妖势上面来看，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读者与听众基本是持同一态度的。

过去我们写书信，常常以“见字如晤”开头。这四个字，实在是对文风极具体的要求。“见字如晤，声息可辨”，文章不绷着面孔、不戴着面具，情理悉符、意随笔到，给人一种心相接、如面谈的感觉，就会吸引人、打动人。古时候的文人尺牍、风俗杂记，既清新自然、言简意赅，又活泼生动，里面即便有少许套话谦辞，但却其味自永，足以让我辈掷笔一叹。

文章讲究章法，本不是坏事，但腔调病不可有、质朴美不可少。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主意就非常显露，它虽是劝诫老调，却文情斐娓，无惹厌处。就像吞那“糖衣丸药”，虽知作者润喉清火的用意，但因为文章味如橄榄或珍茗，亦能品得极有滋味。写文章并无一定规律，但趣味与见识应是必须具备的。古人说“士先器识而后文章”，话虽陈旧，实颇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