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德学：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制度（4）

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在长期斗争中得到坚持和巩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后，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经受了长期斗争的考验，并在斗争中获得坚持和巩固。

经受长期斗争的考验并获得坚持和巩固，主要是在红军长征期间，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4年。这期间主要经历了如下几个情况：

第一，红军长征中，党与向党争夺个人兵权的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更加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长征中，张国焘向党争夺个人兵权的情况是这样的：中央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6月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各个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也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此前，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曾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了解到，川西地区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不宜建立根据地，加之此时华北事变发生，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迫在眉睫。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主张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争取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前进阵地。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避开国民党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以创建川陕甘苏区。张国焘在会上是表示同意中央这个决定的。6月2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在会后，张国焘不仅无视中央决定，还仰仗枪多人多，逼迫中央改变决定，要求中央解决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通过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提出由张国涛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故意延宕四方面军主力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流产。张国焘这样做，既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更是走向了“用枪杆子指挥党”的军阀主义，表现了他企图攫取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权的政治野心。这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军委副主席是周恩来、王稼祥和张国焘。红军总政委是周恩来。中央拒绝了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的要求，但为了团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北上，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张国焘担任，周恩来改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决定陈昌浩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随后，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总指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并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5军、第32军和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33军组成，由红军总部指挥；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1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另由红四方面军第4军的2个师和1个团组成钳制队，红一方面军第3军和另2个团组成预备队。张国焘又提出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要求。8月4日至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拒绝了张国焘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要求，但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但张国焘仍反对中央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的正确方针，9月初命令陈昌浩率部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部队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遂率右路军中的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部队继续北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奉张国焘命令南下。到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了“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12月5日，他又要求中共中央不得使用中央的名义，只能使用北方局名义。

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党中央进行了严肃耐心地批评和斗争。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成立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团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并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俄界会议《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6年初，张国焘南下失败，至1936年4月，南下的8万红军损失只剩4万人，引起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在中央一再教育批评和争取下，加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耐心说服和斗争，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放弃了他成立的第二“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1936年6月底7月初，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军第2、第6军团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由红2、红6军团和划归红四方面军改为红32军的原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贺龙、任弼时等的说服和斗争下，加上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地区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的危害。1938年4月清明节期间，张国焘去黄帝陵祭祀，只身逃跑，当了国民党特务。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军队对于党的重要性时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长期斗争中得到坚持和巩固的第一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