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中印关系的现状与未来（6）

总体外交与问题外交

透过洞朗事件和之前印度的一系列举动，我们可以把印度对华的策略总结为问题外交。印度不像中国一样关注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更关心的是用一件一件的问题来测试中国对印度的真实政策，并且就一件事儿而言，这件事情能拿到多少好处就拿多少好处，拿不到好处就换一件事情再提出来，是用问题清单式的方式向中国提出要求。我们大致可以把印度的外交策略称之为问题外交。

而我们可以把中国对印度的策略称之为总体外交。在中国看来，中印之间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要看大局——中印两国如果合作将会对亚洲地区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印度的思维方式。印度认为，我们先不谈整体，先谈具体问题，而在具体问题上中国能够对印度做出多大让步，能够多大程度上满足对印度的要求，这是印度对中印关系的衡量标准。

双方的标准不同，自然导致双方对目前的中印关系的考量、评价以及各自应用的政策都是不同的。中印两国应用的价值体系不一样，印度的评价标准和中国的评价标准并不相称。这是我们应该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对中印关系考察的视角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一套双方都能够认同的行为方式。因为每一套行为方式代表的是你对这套行为方式预期结果的心理评估，也就是你更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双方预计的结果不一样，那么就很难形成共识。这是当前中国和印度之间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在思考未来的中印关系发展态势时，在这个方面应该予以侧重。如果在思维方式上不能有一个充分理解和认知，恐怕我们将来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去考虑中印关系。

展望未来的中印关系，实际上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国的外交习惯和印度的外交习惯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印度在洞朗事件以后并没有改变他的问题外交方式和与中国打交道的思维。不管是在洞朗，还是在其他问题上，恐怕印度还是会沿着以往的思维方式，继续拿具体事件来衡量中印关系，并且不断抛出印度所关心的问题要求中国作出答复。这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这明显代表了实力相对较弱一方的思维模式。在印度看来，这些事情都需要得到中国赞同，或者说中国的行为对印度的利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无论是国际地位能不能被全球大国真正认可，还是地缘政治野心能不能被大国所尊重，印度都需要逐一地与中国去讨论这些问题。而中国对印度的基本策略则更希望的是稳定住中印关系。

我们比较一下，中印两国对对方的政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就是，印度关心的是结果，中国关心的是过程。印度更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产生一个对印度有利的结果。为什么印度会觉得尽管中国的实力明显占优，但自己依然可能得到这种有利的结果呢？是因为中国现在很忙，中国要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来自日本的压力，来自于周边其他国家的挑战，印度不是中国唯一的对手，所以有可能会对印度做出让步。而中国关心的恰恰就是中印关系的整体状态是否稳定。因为，诚如印度所预判的那样，中国的确很忙。就算在每一件事情都压倒了印度，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不会因此有本质上的改变，因为中国还要去面对美国和日本，所以中国更关心的如何使用较小的成本去稳定住中印关系，让中印关系不会成为中国周边的障碍。这是中国的思维方式。

因为两国的地位不同、战略目标不同，中印的思维方式有这样的差距其实很正常。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印两国如何在存在思维差距、存在体系认知差距的情况下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点，确定一个力量均衡，既避免印度不断测试中国，也避免中国出于整体考量对印度作出太大的协调。我想，这个力量的均衡点是中印两国未来要想实现双边关系长期稳定中一定要找到的点。就是，到底双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定基本共识——双方的行为底线在哪儿，双方能够接受对方在本地区拥有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关心的是中印关系的一个基本状态。这个状态下，中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去避免陷入安全对峙，并且实现与印度的经济合作。因为中国认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果印度能够参与“一带一路”，显然对“一带一路”的实施前景有很大的正面促进。

在地缘政治中，实际上中国看印度也存在三个层面。在国际事务层面，我们认为印度可能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能够和中国携手共建国际秩序。而在印度看来，这个问题更多的代表着，印度如何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自己和中国平等的大国地位。在这个层面上，双方之间尽管有共识，但也有认知上的差异。

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国认为印度是中国在南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希望南亚这个10亿量级的人口大国和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体能够向中国打开市场，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找到新的增长点，通过中印两国的产业对接实现亚洲的经济一体化。在印度看来，印度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能力并不是没有需求，但首先要看到这个需求是有替代的，印度也可以别的国家获得这些。其次，印度对经济上的合作项目也有自己的担忧。印度非常担心这种经济合作可能会把印度经济发展纳入到中国的经济轨道中去，而这是要打造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的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曼莫汉·辛格执政时期，印度主张走远程医疗、“世界办公室”、软件研发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走服务业立国的印度还有可能和中国在很多项目上开展对接。因为曼莫汉·辛格时期的印度对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是不太在乎的。而在莫迪执政时期的印度要走印度制造，对于来自中国的基建能力反而会充满警惕。他想借助中国的基建能力提升自己的工业化、产业化水平，但又担心中国的大规模介入会使得印度的产业被纳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中去，成为中国的附庸。这种矛盾心理就表现在印度对“一带一路”、对中印经济合作一会儿热情高涨，一会儿又充满狐疑。这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态。这个心态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恐怕只有印度会有，因为剩下的国家经济体量小。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双方的产业对接与合作，在这些经济体量小的国家看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在印度看来这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双方之间还是需要建立互信，需要更多的政策精准对接。

在双边领域层面中，双方有很多结构性的矛盾，比如领土问题，这些是需要慢慢去调整的，急不得。从中国对印策略来说，我们希望稳定住印度，不要让印度成为中国当前的一个主要对手，所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状态。而印度是要利用中国现在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整体国际环境，特别是与美、日矛盾比较深的环境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现阶段的结果，至于50年以后、100年以后中印关系怎么样，不是现在的印度所关心的。在这一点上，双方之间有一定的心理落差。这个落差如果弥补不了，未来还会出现很多类似的问题，需要我们的警惕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