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爱军:牢牢掌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唐爱军:牢牢掌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的是把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在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能有效应对外来意识形态、外来话语的侵蚀、渗透。

一、破除解读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霸权

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指出,“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著名命题。话语之间的交锋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斗争,或者说,权力的较量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话语权的争斗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起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谈论不绝于耳。西方世界试图以西方理论、西方话语解读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在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解释上,一些西方学者惯常解读是:“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列宁主义政权+市场”等等。解读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中,比较典型有:1、“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模式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它是“姓‘资’”。2、“新自由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强调,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一条新自由主义道路,并因此将邓小平看成是与里根、撒切尔一样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3、“国家资本主义”。4、“第三条道路”,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基本性质上说是“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又与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相区别。5、“威权社会主义”。6、“市场社会主义”。以上诸多解释话语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用西方话语范式解释中国道路,实际上是将西方特殊模式普遍化、地方性知识世界化。马克思当年就谈论过这类问题,马克思一贯强调理论的“历史性”、“空间性”。马克思认为,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绝不是“一般发展道路”,不可能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用西方话语规制中国道路,我们不仅应从学术角度澄清其方法论的谬误,还应当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其背后的话语陷阱、意识形态渗透。这些年,西方世界在中国道路上设置的诸多话语陷阱,主要表现有:1、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话语设置。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各种“终结论”甚嚣尘上,例如,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宣告共产主义将在21 世纪“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西方的“政治话语”尽管有时也承认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普遍认为这是暂时的,中国未来还是要趋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2、针对中国的经济成就、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话语设置。将中国的经济制度“定性”为资本主义性质,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话语曲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诱导民众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理解为“资本主义化”的结果,进而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诠释为“西化”的不彻底。3、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评判中国道路。我们知道,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概念在不同条件下是有不同内涵的,实现它们也是要有相应历史条件的。但一些西方话语将这些“特殊性”抽象掉,完全用“普世价值”衡量、评判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4、针对中国外交战略、国际活动进行话语设置。一些西方学者惯用“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等思维,把中国塑造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

针对上述情况,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任务就是破除解读中国道路的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中国话语”,解决“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中国经验、西方话语”等诸多问题。我们应当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解读中国道路,积极建构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解读好中国经验、阐释好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牢牢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

二、建构中国话语的三个着力点

建构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独特话语,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努力。建构中国话语可以首先着眼于三个方面问题的阐释与论证,即“核心要素”、“世界意义”、“战略重点”,它们也构成了阐释中国道路、建构中国话语的三大着力点。

一是“核心要素”。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从诸多方面把握其基本特征。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提炼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以核心要素建构其表达中国道路的鲜明话语及其相关体系。核心要素有哪些?这一问题还在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中,有人提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涉及到:社会主义方向;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理念;渐进主义的改革策略。可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四个核心要素去理解中国道路,以此建构其独特的话语体系。

1、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定向的。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根本性质,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这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2、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机制,从而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3、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之路。阐释中国道路,关键要解释好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主体。

4、中国道路的底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道路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接受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的滋养,以及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此,深入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特征,需要切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

二是“世界意义”。在现有的中国道路的阐释中,要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即“中国特色”,这一点当然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忽视中国道路的普遍性和“世界历史意义”。西方一些理论、话语之所以有影响力,跟它们的“普遍化阐释”、“世界意义阐释”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认识到中国道路是“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统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争夺中,更应当突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成功开辟和发展有效地兑现了毛泽东当年的承诺。

阐释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建构中国话语的普遍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1、中国道路彰显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西方常常以各种话语来论述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形式。在“西方中心主义论”者的心目中,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理想的文明形式,其他的文明形式要么是“低下的”,要么是“不可持续的”。中国道路打破了西方国家在人类发展模式上的霸权,使以“普世话语”自居的发展模式还原为“地方性”发展模式。中国道路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类型,它是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定向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底蕴的。

2、中国道路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如何走向现代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思考的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发生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在西方推行的“民主化”浪潮中,不同程度导致了政权动荡、社会分裂等。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迷信西方的现代化路径,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效结合起来,将民主化进程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衔接起来,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是异常重要的,而中国通过强大的政党组织以及有效的政府权威系统保证了这一点。中国道路及其现代化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治领导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布莱克曾指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固守于传统的政治领导向现代化诉求的政治领导转变的过程。很显然,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是成功的,并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有益借鉴。

3、中国道路给予西方发展模式以启迪。2008年以来,西方世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与危机,而中国的一枝独秀,中国的一些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乃至为西方发展模式反思自我、修正自身提供了重要启示。

三是“战略重点”。当前,关于中国道路的话语阐释,重点应当放在两个方面。一要解释好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别是民主模式。近年来,西方强势的“民主话语”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一些学者、甚至包括国内学者有意或无意常以西方话语和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政治制度,根据所谓的“民主的程度”给中国政治模式以不同形式的定性。“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全能主义”、“威权主义”等概念都是这方面的表现。牢牢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紧迫任务是建构“中国式民主”话语,有效回击自由民主、选举民主等西方话语;建构能有效论证中国道路,尤其是政权合法性的话语体系。二要解释好、宣传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中国低人权论”、“带血GDP论”、“中国不负责任论”、“中国殖民论”等等,都是中国“挨骂”的表现。我们应通过有效的对外话语体系建构,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不是一种威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道路蕴含着和平主义的“文化基因”,比如“和为贵”、“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睦邻友邦”、“天下大同”等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邓小平强调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总而言之,当前掌握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需要通过有效话语解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特别是揭示其内生的和平主义本质。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乃是真正的‘道’——是合于大道(新的普遍原则)的通达之道(道路),是和平主义的‘王道’而不是强权主义的‘霸道’。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扬弃并且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

总的说来,牢牢掌握解读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一在“破”,即解决“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问题,尤其是揭示西方话语背后的方法论谬误和政治意图;二在“立”,即建构“中国道路、中国话语”的宣传与阐释系统,尤其在“核心要素”、“世界意义”和“战略重点”等方面要有所突破。

(转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1期,内容有删节)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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