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1】中国和平崛起与强军战略运筹

【2017-01】中国和平崛起与强军战略运筹

摘要: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着我们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我国将起未起、将强未强,进入由新兴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必须大力推动强军进程,让强大军事实力成为保障强国跃升的“压舱石”。实施有利于和平崛起的强军战略,就要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关键时刻敢于和善于运用军事力量。

我们党的和平崛起战略就是和平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及其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但也要看到,当代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关键阶段,挑战和威胁增多,风险与考验增大。我们块头大、分量重,我国快速发展必然会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引起国际社会各种反应。我们发展得越快,对外部的冲击就越大,受到的战略反弹就越强。当代西方现实主义者普遍认为:正在崛起的国家大都有奉行利己主义和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的倾向,任何新兴大国的崛起都将招致国际体系的震荡不安;享有世界主导权将意味着能比其他国家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所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家愿意将主导权自愿拱手相让,甚至不愿意与其他大国共享主导权。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支配下,现有的西方大国绝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分享或替代自己的优势地位。我们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样的时代条件,决定了我们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保障突破崛起困境。

新的时代只能和平崛起

有人说,世界所有强国都希望崛起是和平的,不动一枪,不发一弹,但是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从历史上看,自16世纪中叶至今的9个世界大国的崛起,都是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多种方式的崛起。也必须看到,那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战争不可避免。新形势下,时代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对战争形成了更大制约,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空前凸显。

一是能够有效制约国家扩张行为的国际体系正在建立。要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必须在国际社会形成制约扩张行为的稳定的国际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对外扩张,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都会顾忌侵略扩张可能给本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联合国成立前,世界各国相对封闭,世界尚没有建立内在联系紧密的国际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天,尽管维护和平的国际体系仍然是脆弱的,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制约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可以预见,随着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世界秩序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转变,和平崛起更有希望。

二是能够有力谴责战争暴力的世界性舆论场正在建立。纵观世界近代历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非常有限,公共舆论受各国宣传机构深刻影响,民意易被政府绑架,政府主导的舆论不仅不会对战争形成压力,往往还成为发动战争的催化剂。如希特勒对战争的狂热发动,迷惑了当时德国大部分民众。当历史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维护和平的世界性舆论场加速形成。世界人民强烈的反战呼声,特别是出兵国人民高涨的反战情绪,会对出兵国政府以巨大的民意压力,从而对战争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世界性舆论场的背后是人类共同价值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这一共同价值的支撑下,反战促和的世界舆论场将形成愈益强大的声势。

三是能够支撑大国国家利益拓展的和平手段正在建立。历史表明,什么手段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什么手段就会被优先运用。在近代世界,通过暴力手段获取的国家利益远比通过和平手段来得多、来得快。于是,战争成为首选手段和常用手段。比如,对新大陆的发现和开拓,往往是军队先行,商人跟进,殖民继之,财富便被大量攫取。当代世界,各个大国、强国都找到了实现国家利益的和平手段,和平已成为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障,诉诸武力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战争成为次要或迫不得已的选择。

今天,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我们必须且只能选择和平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且只能选择和平崛起。我们就是要在从来没有和平崛起的情况下,为世界创造一个和平崛起的先例,为人类文明提供和创造和平崛起可资借鉴的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和平发展的战略着眼点,并主张通过与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来达成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通过中国模式的创新,探索和创造和平崛起的新路。坚持超越近代以来世界大国暴力崛起的老路,主张以和平方式实现发展;超越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依赖西方“扶持”的模式,主张把发展的基点放在立足本国实际上;超越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不主动搞对抗,也不输出中国模式;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主张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和平崛起需要维护国家安全

当代世界,“崛起困境”正在向我们走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当当就能实现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风险和考验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我国的崛起是和平力量的崛起,不是威胁力量的增长。比如,在2000~2010年间,对全球GDP增长贡献最大的五个国家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韩国、巴西,其贡献率分别为25%、21%、6%、4%、3%。在这十年中,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达到四分之一,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一支力量。即使是近些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长期积累的发展矛盾凸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25%以上”。2014年6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托尼·阿博特访美时呼吁,不要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并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惠及全球。

然而,西方大国坚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尽管我们反对弱肉强食的“霸道”法则,力行蕴含东方智慧的“王道”政策,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逐步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但文明方式的崛起仍然难以避免世界“丛林”投来疑惧的目光。西方大国对“国强必霸”陈旧逻辑的推己及人,正不断加剧其内心的战略焦虑。正如何鲍勃·霍克所言:“华盛顿这方面,似乎日益担心中国的真正目标是把美国排挤出亚洲,从而确立自己的地区霸权。他们以中国在海上主权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外交,来证明中国意图邪恶,不惜使用武力改变地区秩序使其对己有利。”从这种担心出发,各种遏制和围堵便“境由心生”,“离岸平衡手”角色上演,“崛起困境”正在被强加到我们头上。2014年5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坚称“美国必须一直在世界舞台上领导下去”,同时指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并试图与美国争夺话语权”。2014年5月31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以公开点名的方式无端指责中国,多处使用威胁性语言。可以说,“崛起困境”的逼近,最大的变量是美国,主要矛盾在美国。2014年6月9日,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直截了当地批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称其军事色彩浓厚,并在含蓄地传递遏制中国的信息。针对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指责中国的情况,曾长期在美核心政府部门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约翰逊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行动,给外界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客观地看,我国将起未起、将强未强,进入由新兴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崛起摩擦阶段,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亚太地区正成为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我国周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大国地缘竞争、军事安全较量、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更加凸显,家门口生乱生事的可能性增大。有人说,我们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与国力跃升敏感期、安全风险高发期、矛盾问题攻坚期叠加交织,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更高了。为规避“崛起困境”,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中国红利”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既直接向世界大国释放善意,争取战略互信,又争取更多国家认可中国发展的世界性贡献,形成“得道多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也要继续推动强军进程,夯实实力基础,让强大军事实力成为“中华号”巨轮破浪前行的“压舱石”。

实施强力保障和平崛起的强军战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设计任何战略,都要在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不能出现大的失误。当前,随着国力的逐步增强,我们应对危机的手段和选择明显增多,能够权衡利弊,综合施策。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要求“着眼为国家和平发展塑造有利战略态势,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把备战和止战、威慑和实战、战争行动和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整体加以运筹,推动军队现代化战略转型”。

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坚持预防危机、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统一,首先突出的是预防危机、遏制战争的地位作用。预防危机、遏制战争,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战略指导最高境界。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不待对立双方矛盾激化即先期解决争端。当矛盾已经显现时,应动员力量,显示决心,造成压倒优势或力量制衡,辅之晓以利害,达到不诉诸武力而达成战略目的。同时,也考虑到最坏情况,一旦爆发战争,敢于和善于以战止战,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以铁的战争手腕坚决打赢战争。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有效遏制战争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军事能力是有效遏制战争的决定因素。要始终抓牢发展这把“总钥匙”,通过改革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同时也要按照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的思路,加速发展针对敌人软肋和死穴的“非对称”手段,尽快形成有效遏制战争的军事能力。

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作出新的概括,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是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整体运筹的关键和要害,也就是“能战”。能战,就是要具备能打胜仗的军事能力。有了这一条,整体运筹就有了硬实力支撑,这样才能在运筹中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能打仗、打胜仗能力标准是动态发展的,必须把握战争形态和制胜机理的深刻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坚持立足现实和适度超前的统一,尽可能发展出超前的军事能力,形成针对主要对手的“非对称优势”。除了“能战”,还要有“备战”“敢战”来展示决心和能力,方能屈人之兵。抗美援朝战争的西海岸抗登陆备战,1962年蒋介石企图窜犯大陆、我军入闽备战,都使敌知难而退,属于“备战”而屈人之兵;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美国军舰介入护航,我军摆出不惜与美军一战的架势,结果美国护航军舰丢弃被我击中的蒋舰独自撤走,这属于“敢战”而屈人之兵。 

敢于和善于运用军事力量。我们的和平崛起不是消极固守和平的崛起,而是积极维护和平的崛起。积极维护和平,包括敢于和善于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战争手段。维护核心利益的正义战争为实现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实践表明,在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或侵害时,择机打一场胜仗能带来更长久的和平;反之,在战略底线遭到践踏时仍选择委曲求全,就会使更多核心利益受损。我们尽可能采用和平的方式崛起,不主动惹事,但如果有人主动挑起事端,我们也决不怕事,敢于坚决果断地拿起斗争的武器,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和平崛起。要着眼和平崛起的战略目的,紧贴战争制胜机理推进变革强军和战争设计。坚持把握全局,审时度势,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力争通过创新、可控、有限、局部的战争一举粉碎强国道路上的阻力。要通过周密的战略谋划,把握好“控战”的每一个环节,使“以能击不能”形成“一气呵成”之势,力求主导战局,实现未战先胜、决战决胜。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王玮玮校对:佘小莉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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