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内涵和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创造性提出了中国特色首都治理体系和区域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新时期我国解决区域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重要实践，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体现，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都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京津冀区域作为中国经济第三极，近年来发展成效明显，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矛盾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尤为凸显。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北京和京津冀区域发展的现实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想。

我国亟待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在全球的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新阶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和战略举措。从创新型国家经验看，以创新型城市为核心的创新型城市群成为带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引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迫切需要打造若干个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潜力最大的区域，各自比较优势突出，具备打造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特质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条件，理应在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

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区域不平衡矛盾突出，协调发展战略进入实质性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我们要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构建以城市群、经济带为引领和支撑的区域发展大格局。但是，目前京津冀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仍然非常突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2016年河北省人均GDP为42736元，仅为北京的37.3%、天津的37.1%。北京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天津处在工业化后期，而河北的多数城市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初期阶段。京津冀区域优良天数比例为56.8%，比全国平均比例低22.0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9.2%；比全国平均比例高6.6个百分点。环京津贫困带问题也亟待解决。京津冀区域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我国区域发展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既是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创新与突破，也能为全国其他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与示范。

北京是我国首都，正面临“大城市病”的困扰，首都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我国发展的新时代，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将日益提高。建设和管理好首都，加强首都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北京正面临着严峻的“大城市病”困扰，主要表现为人口集聚、交通拥堵、生态恶化、资源紧张等，已成为北京建设大国首都的瓶颈制约。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北京“大城市病”问题在我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折射出我国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的现实，深层次原因是对特大城市发展内在规律认识不到位。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明确北京治理“大城市病”必须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遵循大城市发展规律，跳出北京，站在京津冀大区域的战略高度统筹谋划，瘦身健体，率先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大城市病”治理模式，带动京津冀区域治理水平提升，为全国其他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的内涵与主要内容

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伟大实践，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模式。

一是理念创新、理念先行。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强调遵循特大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内在规律，创新区域发展理念，突出顶层设计，以大区域思维治理北京“大城市病”、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的功能布局。这一思想创造性地提出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突破以省市行政区为边界的区域发展模式，站在更大空间尺度统筹优化区域功能分工、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二是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强调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和主要矛盾。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由于北京的问题和京津冀周边的发展都根系于一个问题，就是北京的功能过多，人口过多，造成了严重的“大城市病”。加上北京的资源过度集聚，没有和周边地区形成差异化的功能分工与合作，使得周边地区缺乏发展所需的资源导入、要素导入。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抓住了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和关键环节。习近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明确提出北京要把握好“舍”与“得”的辩证关系，通过有序调整和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序控制人口规模，引导部分功能、产业和人口等向外疏解，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有效减轻北京城市运行压力、治理“大城市病”，同时为京津冀周边地区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提供更多的可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北京开出的治理“大城市病”的良方，方向明确、思路清晰。

三是优化京津冀区域空间结构。伦敦、东京、巴黎等许多国际大都市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往往通过构建“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实现城市功能的优化配置。比如，伦敦1946年开始实行“新城运动”，分阶段建设了33个新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京津冀空间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将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构建“一核两翼”空间格局。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一方面，明确了“一核”与“两翼”的关系，一核的重点是完善“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两翼的重点是打造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努力形成两翼齐飞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要差异定位、联动发展。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围绕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三大功能，重点发展金融服务、总部商务、文化创意等高端服务业态；河北雄安新区将以高端高新产业为重点，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积极承接在京部分中央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的疏解。

四是聚焦三大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京津冀协同发展思想明确提出，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核心，以协同发展为主线，以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三大重点领域为突破口，既抓住了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又明确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经过四年多的推进，三大重点领域均取得积极成效，津保、张唐铁路建成通车，京张高铁及京唐城际、京滨城际、首都机场—北京新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等重大轨道交通项目加快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稳步推进；建立健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2016年京津冀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约33%；现代汽车沧州第四工厂建成投产，张北云计算产业基地、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等一批产业对接合作项目加快建设。以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三大重点领域为引领，将逐步带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实现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协同发展。

五是注重区域治理与体制机制创新。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新时期国家治理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直面首都发展和京津冀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和深层次瓶颈约束，提出一系列创新区域治理的新思路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新举措。比如，突出跨区域协同治理、利益共享的思想；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试点示范为引领，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作用，引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区域治理的新模式；强调制度建设，体现区域治理的法治化思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