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6）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一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只比中国早不比中国短。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

中国人比欧洲较早地经历了大约两百五十多年的战国众分的痛苦，这使中国人对分裂所产生的恶果有比较深刻的总结。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46]。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47]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48]。

战国之后，中国在国家统一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秦国朝的统一。长城，可以说就是这种共识的凝结。中国人的大一统共识反映在认识领域的各个方面。

有了战国的痛苦经历，大一统意识就成了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最稳定的文化积淀。中国人总是“劝和不劝分”，这反映在中国文字中就是：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荀子·议兵篇》：“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于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49]董仲舒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50]韩非子说：“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51]

中国传统信奉“不二法门”，意亦法门不二。二，反也。中国人说，止一为“正”，不正为“歪”；“贫”非不富，分财是也；“富”，家有一口田，不分财也。总之，中国人的观念永是整体大于局部，“一”总是高于“二”，统一总是高于分裂；这与西方“微积分”式的思维正好相对反。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明末思想家李贽（1527～1602）因坚持“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52]观点，被迫长期流浪并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53]的罪名被捕入狱而自杀。而比李贽晚一个多世纪提出“二律背反”定律[54]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则一生不离乡土，在大学教书而善终。康德主张的“二律背反”在欧洲打倒了宗教权威并誉满全球，而中国李贽主张的“执一便是害道”[55]的观点则在中国为宗法权威所打倒且迄今冷遇。如果联想起与李贽同期生平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结局，我们很难做出东西方社会“民主”与否的价值判断，因为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范围。李贽与康德的人生悲喜剧产生的原因，大概是康德哲学比较适应将“分离”原则看作自由的绝对前提的欧洲人的文化特征，而李贽的观念则与中国文化中的统一高于分裂、整体高于局部的绝对原则格格不入。好在德国黑格尔在将康德强调事物对立方面的“二律背反”纳入了强调事物统一方面的“对立统一”范畴并由此凝聚了德国的力量，这为德国后来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从分裂的弱国转变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康德使德国人精神获得了自由，那么，黑格尔则使德国人获得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是康德和黑格尔先后共同完成的作品。黑格尔使德国成为在西方世界中观念最接近东方哲学整体性思维的国家：东方国家并不否认李贽、康德等强调的事物的对立性，而只是强调这种对立性隶属于事物的统一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大学问。

西方人比较难理解东方“和”的概念。重于分析的西方人要么是1，要么是负1，对处于1和-1过渡状态的“0”很难理解。微积分由西方人发明是必然的，生生将圆弧线上时刻处于变动中的每个点变成不变的直线，将变定格为不变，这样才能进行计算。西方人碰到国际矛盾，首先考虑的——当然也有英国在其间的忽悠——是分而不是和，其结果是将欧洲的版图掰成“微积分”。当然西方人也不是没有辩证思维。比如黑格尔就是辩证法大师，但是黑格尔在西方只是有名声没有地位，远没有善于以“二律背反”分拆世界的康德受学者喜欢。东方人这种“劝和不劝分”的思维定势，使我们的国家的大版图几千年来始终保持至今。黑格尔明白这一点，他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56]。

欧洲不是也崛起了吗？

要知道，欧洲崛起的历史条件是世界农业文明普遍处于衰落阶段。正是这种衰落才使欧洲比较容易地先征服了拉丁美洲，再征服了非洲。这样就把两大洲的资源都掠夺来供给欧洲的原始积累。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特例。即使有这两大洲的资源供给也没有解决它由极度的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极度的社会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革命问题。

说欧洲资本主义诞生条件是一个历史的特例，是由于欧洲是世界最初的资本主义发源地且无任何积累铺垫，因而它比后来的资本主义需要更多的原始积累，它不仅榨干了拉丁美洲、还榨干了非洲，最后来发动亚洲战争。1840年，为什么欧洲到亚洲打鸦片战争？这是因为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掠夺拉丁美洲和非洲之后还是不足以解决欧洲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问题。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的胜利阻止了欧洲对北美洲的掠夺，欧洲人便来到亚洲。1840年时欧洲两极分化已很严重，正因此，1848年欧洲诞生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规律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一句话，有资本就会有穷人；有穷人，就会有革命。看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提供的大量反映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资料，使人不能不相信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要敲响了的预言，这说明欧洲当时的发展已不可持续。但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丧钟响是响了，就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欧洲从19世纪开始又征服了亚洲，尤其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亚洲财富在暴力征服下回流欧洲，这样，欧洲就出现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当时叫“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为什么会有和平与发展？就是因为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流向欧洲。结果是欧洲富了，而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亚洲则陷入贫困并衰落下去。马克思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57]；“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