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再思考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主要体现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国际述评（三）》《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历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和《论波兰》《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等著名演说、通信、访谈中，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框架下，科学揭示相对离散的个体为什么会以及如何在生产力与社会交往发展的基础上、在分工与资本的演进逻辑中形成资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的，并在这个历史造就的前提下，资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如何最终走向无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的特定思想。本文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再思考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逻辑。

一、世界历史的建构原理是唯物主义根基上的世界普遍交往

近代以来，维科、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著名思想家都对世界历史作过许多有启示性的、却在本质上属于唯心史观的论述，其中尤以黑格尔为最。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04页）。具体讲来，世界历史是“精神”经过以道德生活、政府、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为内容的各种“民族精神”发展行程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93-94页），实现作为“精神”的实体或“本质”的自由的最终目的（〔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55、58页）。恩格斯科学辩证地评价道，“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换言之，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呢？黑格尔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绝对观念派生的这一根本点直接导致了黑格尔分子在与当时宗教斗争时对自己学派的彷徨、冲突与背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275页）。

从世界历史源起、演变的逻辑看，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人们通过相应生产力水平上的劳动实践创造出了相应发展层级上的社会物质联系，当这种联系扩展至世界范围并展现为世界市场力量时，世界历史得以呈现。具体来讲，人们为满足生活需求而进行的物质生活生产必然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其中被满足的需要以及由此引起的新需要不可避免地促使人们生产其他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由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所决定的物质联系，这种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以呈现人类的历史；当狭隘地域性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单独的个人愈发受到异己力量和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时，世界历史成为可能。“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界定交往的概念，但综观他有关交往的重要论述，可以认为，他眼中的交往是指个人、家庭、团体、机构、民族、国家等行为体，通过经济、法律、科技、教育、文化、暴力等手段，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交流、整合。由于他还认为普遍交往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前提，生产力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且“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7-568页），故而交往具有深刻的生产关系内涵，其实质为不同性质的或不同层面的生产关系相互有效融通或相互碰撞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页）。

二、世界历史的形成机制是社会分工框架下的资本与资本家阶级对市场网络的逐级拓展

马克思赋予社会分工双重属性：一是作为经济学的社会分工，它以生产力为基础，其发展程度反映并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而作为所有制最初形式的部落所有制经过不同阶段变成的纯粹私有制，在马克思那里即为现代资本，因此，社会分工的演进变革导致了现代资本的最终形成。二是作为政治学的社会分工，它导致了个人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间接产生了代表真正的共同利益或虚幻的共同利益来调和、控制、规范这种矛盾的“异己力量”。国家内部一切斗争的奥妙就在于由哪个阶级来充当“异己力量”以方便把本阶级的利益神圣化为共同利益加以保障、实现。由此，社会分工的双重属性可简化为资本和阶级。两者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地位不同，资本处于第一位。“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了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生产地点和普遍的劳动体系，另一方面创造了一个由科学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来体现的普遍有用性体系。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弄清这两个理论难点（双重属性和资本第一）后，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四次发展程度逐级增高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中探讨世界历史的机制了。第一次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造成了与地产最先分离的、世代相传的、不可分割的等级资本及其基础之上的城市行会师傅阶级的主导式存在；由于等级资本不以货币计算，没有实现的可能，平民暴动、农民起义对行会制度软弱无力，这时的分工、交往非常原始。第二次是商业和生产的分离，形成了商业资本与商人阶级，使本地与附近以外地区建立贸易联系成为可能。第三次是不同城市间分工，导致了以工业资本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工场手工业消除了地域局限性并借助新航路开辟、金银掠夺和殖民远征构建了主要有利于资产阶级壮大的世界市场。第四次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最广泛分工，创造了现代化世界市场和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无产者阶层，创造了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互相依赖的世界历史，“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故而，社会分工产生的相应资本及其基础之上的相应资产阶级，基于对利益无限扩张的资本属性和对非资产阶级持续压榨的强权逻辑，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地域性市场网络走向世界性市场网络。

三、世界历史的演化策略是由竞争衍化出的和平与非和平手段的交织使用

在世界历史演化推进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社会交往的互动关系与发展水平是宏观的框架性力量，资本的增殖本性是具体的第一推动力量。因此可以说，资本的演化推进也就是世界历史的演化推进。然而，“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也就是说，竞争是资本的表现形态，竞争毫无疑问也是世界历史的表现。进一步讲，竞争的性质与水平不仅反映着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而且也影响着世界历史的演化推进；由竞争衍化出来的各种和平与非和平手段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历史演化推进的策略。

在工场手工业阶段之前，各国主要进行和平交易往来；伴随竞争的出现，各国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禁令来进行政治性商业斗争；17世纪中叶起，“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3页）。战争一方面足以使具备高度发达生产力和需求的国家或地区一切从头再来，另一方面为世界历史至少提供了两个策略：一是酝酿了世界历史的阶级和物质基础。马克思对15世纪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蔷薇战争的分析就是对此最好的脚注。“这一时期，各地的财富和工业都有增长……工场手工业的雏型也反映在爱德华四世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许多保护性的法令中……实业阶级人数众多，遭到破产和覆灭的其实主要是一些贵胄显爵及其封建家臣。”（《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马克思将这一变化称为“社会革命”，正是因为这场战争调整了阶级对比和壮大了工业资本，而这恰恰是世界历史的动力。二是直接确立了最强国家的商业和航运的绝对优势地位，从而保护了最强国家的工场手工业的生存，导致了最强国家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于一身，最终产生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及其更为高级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战争间接导致了最强国家塑造世界市场、影响世界历史的行动。看看当英国打败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后，对《航海条例》的重申、执行、修订与续用的力度，就知道当时英国对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利益的保护程度了；再看看当商业资本与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复合体成功演进为大工业资本并顺利完成工业革命后，对《航海条例》的废除，就理解当时英荷海战的世界历史影响了。

科学技术是除战争外另一个需要单独解释的世界历史策略。“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世界历史需要科学技术提供演化动力。譬如，作为世界历史重要演化标志的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就得益于指南针和航海技术的广泛运用。“13世纪末，指南针已经被广泛应用，所以近海航行才能变成乘风破浪的远航。”（《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1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9-160页）14世纪上半期，“葡萄牙人和卡斯蒂利亚人发现许多新的国度……葡萄牙人租用热那亚人的船只，聘请他们的海军将领，向他们学会了航海术”（《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2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点上需要科学技术。大工业、“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5页）和普遍竞争促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9页）。

四、世界历史的价值取向是共产主义现实运动

建立在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历史不可能导致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的出现，却注定产生一切民族中都同时存在着与资本相对立的革命的无产者。“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页），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外观的、处于绝对贫困下的他们必然能够在大工业发展的逻辑悖论进程中消灭私有者和本身，从而完成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这正是由世界历史塑造的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阶级前提。另外，世界历史一定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属性的大工业力量建立的全球剩余价值榨取网络，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不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而且塑造了世界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交流和互相依赖；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以资本增殖和雇佣劳动制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再也容纳不了生产力的增长，却使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愈发强大、愈发团结。故而，大工业基础上的世界历史实是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物质准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世界历史的发展直接指向共产主义的核心要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力的、社会关系的、民族的、个人的各个方面的束缚，实行“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它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或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总之，共产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个人的自由被全面彻底地解放。与之相关的是，马克思以人的三种不同的现实发展状态对应三类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对应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对应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对应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他还特别强调，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到这里，逻辑已经很明显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二大形态）最大程度上体现着或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普遍发展基础上的、蕴含普遍物质变换、全面需求关系和能力关系的世界市场或世界历史，所以世界历史中对物依赖的人本身显现“异化”特性：“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1页）但正如前文分析的，世界历史毕竟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三个阶段）的阶级前提和物质准备，当此基础上的革命逻辑终成现实时，“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2页），世界历史最终发展为人类整体自由解放的世界历史。

五、无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的实现是宏观历史前提与具体斗争策略的有机统一

无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的实现自然要摈弃资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形成采用的某些手段，譬如掠夺性战争、消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非人道的全球剩余价值网络；同时也要利用和完善一般人类发展成果意义上的特定手段，譬如科学技术、合乎历史发展的全球自由贸易网络、相对公正的多边治理机制等。但下文准备谈及的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有关无产阶级世界历史实现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的某些认识，它们可被归纳为宏观历史前提与具体斗争策略的有机统一。

无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的实现有着极为严苛的历史前提。“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进一步讲，只有当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孕育的自我毁灭的种子终于成熟到它自身再也无法调和、再也无法控制的历史临界点时，只有当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终于壮大到能够团结起来真正履行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历史转折点时，共产主义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上述历史前提出现前只能坐等无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的降临，恰恰相反，历史前提的出现、判断和利用完全是无产阶级坚持不懈的斗争所致。“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光明前景是由艰辛斗争创造的，正如马克思分析19世纪下半期德意志革命前景所言，“我们正迎向一次革命，我从1850年起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第一幕将是绝对不令人愉快地重演1847—1849年间的那些蠢事。但是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这样，它是怎么样，就得怎么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38页）。

我们再来谈谈具体的斗争策略：暴力、合作和“偶然性”。

总有人喜欢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时代性论断——“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来说事，将马克思主义定性为“暴力论”“恐怖论”“反人道论”。批判这种别有用心的肆意歪曲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也可以从策略意义上加以分析。马克思强调暴力革命是解决之道，不仅仅体现了他对以往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乌托邦主义的彻底清算以及对资本增殖本性和资本“异化”政权消亡逻辑的唯物主义分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对资本主义形成、上升时期里广泛存在的，由于资本对封建和其他落后所有制形式的进攻、吞噬而引发的冲突、战争，以及由于资本或资本联合其他反动形式对尚处在自发状态的、却代表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的盘剥、镇压而激起的斗争、起义这两个时代性问题的唯物主义研判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如何实现本国甚或本区域的统治以致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亦即全人类解放的联合体的策略性把握。正因如此，“暴力革命论断”体现了极为深刻的时代性、物质性和科学性，它强调了暴力的决定性意义，但绝不是僵化生硬的教条模式，而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策略。

马克思的说法和做法都印证了这一点。1848年11月在普鲁士革命的关键时期，他在《新莱茵报》上撰写了《柏林的反革命》《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内阁在被告席上》《打倒捐税！！！》《评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就拒绝纳税问题发布的公告》《法兰克福议会》等评论，号召民众用“拒绝纳税”这个绝对合法的方法反对专制王权、支持国民议会，但他同时强调，“凡是反革命当局用暴力手段阻挠这些安全委员会成立和活动的地方，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消极反抗应当以积极反抗为后盾。否则这种反抗就像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页）。1871年1月在同《世界报》记者谈话时，他指出，“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问题的某个特殊方面都会出现，这要由那里的工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在法国，迫害性的法律成百上千，阶级对立你死我活，这使得社会战争这种暴力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1页）。1872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演说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它应当为整个社会完成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8页），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之一。资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造成了压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资产阶级联盟，造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普遍贫穷，而这恰恰成为无产阶级进行国际合作、共同创造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言，“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页）。那么，如何进行国际合作？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现存所有制关系才能使各国工人阶级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真正团结起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4页）；同时，工人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以防止为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发动掠夺战争，致使世界工人的兄弟般合作严重受阻的对外政策的出现。

恩格斯深化了无产阶级国际合作思想。他认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一个民族如果还没有独立，那么民族间或民族国家间的合作就不可能真正地、平等地实现，这个层面比较好理解。但是为什么还说民族不独立，无产阶级的国际合作也不可能呢？1882年2月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859年以前，在意大利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在1866年大普鲁士统一小德意志的问题实际解决了以后，拉萨尔派也好，所谓爱森纳赫派也好，才有了意义……匈牙利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60年起，它才被卷入现代的运动：上层是欺诈，下层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么，不仅在国内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进行真正的国际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1-472页）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的无产阶级国际合作不是一般意义一般层次上的政党间国际合作，而是各国无产阶级在各自民族国家独立基础上展开的共同缔造社会主义历史的、承担世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合作。这就不难理解恩格斯为什么把民族独立作为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前提了：非独立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仇视整个压迫国的，因而很难将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剥离出来不加以仇视，剥削阶级制造的国家仇视使无产阶级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合作很难进行；更为关键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非独立国家的无产阶级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或要完成的根本任务是民族独立问题，一般意义一般层次上的无产阶级国际合作可能被当成促进民族独立的策略来使用，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当然也有可能被谈论，但绝不会被践行，因为根本不存在践行它的共同物质利益基础。

马克思还提出了世界历史总的发展过程中可互相补偿的“偶然性”问题，认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4页）。从积极层面看，这是马克思从哲学角度指明了某些人物具备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客观机遇和主观能力。“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这些人物的性格中“权威原则”应占据重要地位，“一定的权威……一定的服从……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7页）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要求在消除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以前就废除政治权威，无疑是要求废除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和未来的世界历史革命。故而，引领时代潮流的领导人物的“权威原则”实际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重要的“偶然性”。

六、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论及的“世界历史”，主要是指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马克思的事业就是在批判、革除资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的基础上探究、创造无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的事业。前文论及的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五大逻辑内容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体现了鲜明的物质性、科学性、实践性、规律性和发展性特征，具有深远的科学社会主义影响和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贯彻正确义利观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倡导推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等重要内容，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分析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中国历史方位和国际地位，系统回答了中国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鲜明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

首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牢牢立足于唯物史观，准确把握了当前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为中国对外工作战略部署提供了基本依据。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全面审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我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仅科学分析了时代主题、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国际安全等国际关系重大命题在世界体系演进历程中的历史逻辑，而且将中国国家实力的纵向对比与世界大国此消彼长的横向对比有机结合，在全球视野中把握中国成长规律和新型大国关系，给出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崭新历史方位，“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之九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人民日报》2014年7月14日）。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这个对外工作历史方位进一步发展为“五个新时代”之一，即是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但“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其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价值取向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人类社会的最美愿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58页）。这宣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使命，表明中国外交不仅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也将为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展现更大担当（参见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2017年第23期）。具体讲来，中国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全球相互依存中以及共同利益交融中的当今人类社会明确了世界历史价值趋势，推进了无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的进程。

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深化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交往观。物质生产交往实践是马克思论证资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形成以及无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实现的关键逻辑。习近平通过普遍的务实的世界经济交往活动，将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有效融通，为推进无产阶级属性世界历史进程“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一交往活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顶层设计、以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为基本立足点、以树立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导向、以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合作愿景、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共同目标（参见钟山：《实现商务事业新发展新提高新突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外交的重要思想》，《求是》2017年第18期）。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资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属性的世界历史史无前例地对立统一于历史发展进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紧紧把握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全球治理加速推进的世界历史现实，深刻洞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历史特征的基础上，科学研判了中国在当前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准确历史方位，坚定表达了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心任务的世界历史价值诉求，有效实施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世界历史交往工程，使中国愈发成为世界历史的建设者、贡献者和推动者，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

参考文献：

[1]刘敬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

[2]曹荣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3]王伟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马克思1879—1882年期间研究笔记札记》，《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

（作者简介：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