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文化的时代价值

“革命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各自对“革命文化”内涵的理解，对其进行阐释、宣传和践行。在国内许多地方，革命文化还更多地被冠以“红色文化”。于是，“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混为一谈，革命文化的本意被淡化，关于红色文化的解释更加“见仁见智”。仔细分析发现，“红色文化”概念的提出约出现于21世纪初。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后，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人们难免要从过往的历史与经验中，追忆曾经引领党和人民走向胜利的信仰与精神力量。事实证明，这种现象与当时学术界的文化记录非常契合。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在2003—2004年度的学术论文中，“红色文化”已成为主题词。同时，有学者注意到，在红色文化概念出现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红色经典”“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等提法。这些提法是否准确？对革命传统的继承是否该回归其本意？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当下，回首过去，展望未来的今天，为革命文化找准定位，体现其当代价值，便成为人们的重要关切。

革命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中国革命铺就的红色底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凝聚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这份文献可见，“红色文化”应规范地称为“革命文化”，其历史渊源可回溯到20世纪初期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

中国“革命文化”可溯源至中国共产党的初创，且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紧密相关。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后，历经半个世纪，由一个幽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并指导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用真理的光芒昭示了中国革命未来的方向。于是，20世纪的东方中国，在民主革命、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运动中不断切换革命主题，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救中国方案的相互激荡和选择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率领人民开展了不懈斗争，做出了重大牺牲。据军事科学院信息中心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22年间，能够查清作战名称、作战地区、我方参战部队、敌方参战部队、作战结果等基本要素的主要战役、战斗，共计3203个。“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曾说，新中国的成立，是由亿万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的确，革命烈士的鲜血铺就了中国革命的底色，才有外国人眼中的红色中国，才有中国人心中的红色政权，才有今天“红色文化”称谓的流传。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革命文化的主创者。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实行武装抵抗。在著名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部队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秋收起义非常接地气地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人民武装旗号，广州起义因有苏联顾问的参与指导，宣布组织“工农红军”，并打出了“工农红军”旗帜。当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无条件接受其领导，中共中央遂于1928年5月25日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武装“割据区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指示，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各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先后奉命改称“红军”。1931年后，全国各地革命军队统一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红军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传奇故事走向世界。

这支红色劲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时期，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在抗日战争时期，毅然走向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国民党携手御侮赢得民族解放；在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为中国人民的两种前途和命运展开战略决战；最终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并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坚强柱石。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的底色是红色的，中国革命的旗帜也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毋庸讳言，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暴力革命学说在中国实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天换地，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而这一切的本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因此，任何“着色”的文化名词都没有“革命文化”更能精确地反映这个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