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问题和新思路（3）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城市发展的模式受到挑战；第二，人才竞争形势紧迫；第三，雄安新区建设环境今非昔比。

（一）城市发展的模式受到挑战

我国城市发展有自己相对比较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主要源于我国三个大的制度体系。

一是自1985年开始建立并不断完善的GDP（最初是GNP）核算制度。这一核算制度逐渐成为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机制。在考核压力之下，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内生性需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政府掌握的资源有哪些呢？有政策资源、土地资源等。大城市有很多优势，可以让大的工业项目迅速落地，这样一来工业化就发展起来了。工业化促进着城市化，城市化促进着工业化，二者相互促进、循环上升，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二是1994年财税体制的改革。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经过了三大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1980年之前，实行“统收统支”体制。这种财政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弊端，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1980年就开始进行改革，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新体制。这种体制的确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也产生了一个弊端，就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相对减小，导致中央财力不足。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占比随之扩大，但事权相对缩小；而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降低，但事权却在不断扩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就是土地，利用土地通过招商引资来吸引大的项目，发展产业，通过产业吸引人才、吸引各种要素的流入，从而提高城市化。当人口流入的时候，有一个刚需，那就是要住房，在需求上升的情况下，房价不断升高，土地的价值也不断增大。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可以得到收入，也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土地抵押获得贷款收入，还可以通过一些与房地产行业发展相关的行政性的收费来获得收入，这些收入都支持着地方发展。地方政府用这些财力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公共服务、提高城市社会稳定、推动城市环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和工业化就进一步地发展起来了。这是1994年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对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大影响。

三是1998年城镇住房由福利分配向住房商品化方向的改革。住房商品化的改革，让“土地财政”这一解决地方政府财政资金之策最终得以形成。

三大制度体系让大城市的发展迅速进入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大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大量集聚，由此产生不断增长的居住需求，巨大的刚性居住需求，促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加上地方政府的鼓励政策以及房地产投资的财富增值效应，让房地产的投资需求日益膨胀，更是加剧着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水涨船高，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节节攀升，土地价值也不断增值。这样，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让、土地抵押、行政性收费获得了财政收入，这些财政收入又被用于城市发展所需的征收土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更有利于工业项目的落地。这样，工业化促进着城市化，城市化吸引着工业化，相互促进，循环上升，极大地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我国的城市化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一个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到目前这个发展阶段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方面，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比例上极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实际上反映了生活和生产的一种不平衡。工业用地价格比较低，导致开发商圈占土地，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降低了工业用地的利用和配置效率。而住宅用地价格很高，导致这种住宅用地的供给非常紧张，住宅建筑过于密集，公共绿地、服务设施严重不足。第二个方面，这种发展模式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相当于工业企业得到了巨大的补贴，促使更多投资进入了工业，尤其是相当一段时期进入的都是中低端工业产品的生产领域，这样造成同质化生产严重，产能严重过剩，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第三个方面，高房地产价格产生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著。一是产生了挤出效应。资本大量流入了房地产行业，对其他行业如高科技行业的发展就形成了挤出效应。二是抑制了高端制造业投资。住宅价格非常高，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成本，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盈利空间就非常小，相对会抑制对制造业的投资。三是提高了服务业的成本。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成本都会提高。如果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人们实际收入还会降低，就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不符的。

（二）人才竞争形势严峻。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后二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

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1997年我国0—14岁人口总量约为3.2亿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是26%。1997年0—14岁的人包含了从1983—1997年出生的人口，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已经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了，但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相对还比较多，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达到26%，主要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父辈人口的基数比较大。1997年0—14岁的年龄段的人口，到了2016年也就是20—34岁，他们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力军。2016年的0—14岁人口总量大数是2.3亿，在数量上就要比1997年的0—14岁的人口少了9085万人。2016年0—14岁的人口在社会总人口的占比为16.6%，与1997年的数据相比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2016年0—14岁人口包含了2002—2016年出生的人口，他们的父辈人口数量由于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大大减少，因此孩子出生的数量也减少了。这种情况意味着再过20年之后的2035年20岁—34岁年龄段的人口总量会比2016年20岁—34岁年龄段的人口总量减少28%，也就是9085万人。这种年轻人口总量和占比的大幅度减少，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降低劳动生产率。44岁之后，人的体力、智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出全面的减退，劳动生产率下降是必然的。第二，影响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44岁之后，人的生命周期决定了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也在逐渐下降。第三，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性。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与流动性关系非常大。44岁之后，人的生命周期决定他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也会降低。第四，减少年轻人口支出的占比。根据上表的数据，1997年65岁以上的人口（包含1932年以前出生的并且还健在的所有人口）总计有8085万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是6.5%；2016年65岁以上的人口（包含1951年之前出生的并且还健在的所有人口）总计约有1.5亿人，在总人口占比为10.9%，这个数据比1997年的数据要大很多。我们再往后推，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包含1970年以前出生的并且还健在的所有人口），由于1970年前出生人口的规模是最大的，所以在2035年左右的时候老年人口会达到最高峰。这意味着未来20年国民收入中用于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占比是不断增加的。而年轻人口的教育和健康的支出占比相应的就不会增加太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京津冀区域人才竞争形势。京津冀区域人才竞争形势是非常严峻的。现在，全国许多城市的人口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劳动适龄人口不断减少，整体人口快速老化。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省市尤其是一些二线城市，纷纷出台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的政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截至2018年3月，共有二十多个城市加入了人才争夺战，比如天津、西安、武汉、成都、杭州、郑州、南京、广州、济南等。武汉于2017年启动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明确提出5年内要留住100万大学生。同年，长沙提出未来5年吸引储备100万青年人才在长沙就业创业；郑州提出力争3年吸引60万名大学生扎根。成都、西安等城市提出要吸引100万以上青年人才居留创业。为此，各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深圳提出，未来每年用于人才的财政投入不少于120亿元，其中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奖励不少于10亿元。西安计划，从2018年开始5年内投入38亿人才专项经费。长沙提出，未来5年投入百亿以上资金深入实施人才专项开发计划。全国各地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这无疑对京津冀吸引人才形成巨大的压力。从现实来看，北京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房租，已经让人才成本不断上升。这种人才成本的不断上升，让高科技企业倍感压力。如果高科技企业倍感压力，企业的发展空间有限，企业的利润空间有限，那么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京津冀地区人才形势非常紧迫。

（三）雄安新区建设环境今非昔比

雄安新区建设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建设有四大方面优势。一是功能定位方面的优势。通过承接非首都功能，通过借助京津冀丰富的科技资源，雄安新区能够获得独特的发展优势。二是体制政策方面的优势。在体制机制发展模式上，雄安新区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它是一个新区，有很多的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三是区位优势。区位优势表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雄安与天津、北京刚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如果快速交通网一旦建成，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基本上可以实现30分钟通达，它四通八达的交通对这个地区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四是自然资源的优势。第一体现在土地上。雄安新区相对来说开发程度不高，这就意味着开发成本相对较低，发展空间就大了。第二，雄安新区有被称为“华北之肺”的白洋淀，这是一个巨大的自然资源。第三，雄安新区有丰富的地热资源。雄县有一个地热资源开发的“雄县模式”，许多住宅采取地热供暖，清洁卫生、绿色环保。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等。这些资源都是雄安新区的资源要素的优势。

但是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开发相比，雄安新区面临的环境也有四个方面的劣势。第一，要素成本升高。现在我国整体的劳动力成本平均下来较比东南亚国家要高了，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开发时相比要高得多。第二，劳动力要素供应规模大幅度减少。我们前面说过，整体的劳动力尤其是具备较强流动性的年轻劳动力的占比下降很快，很难再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劳动力大规模供给的“孔雀东南飞”的壮观场面。其中的原因一个是农村发展起来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会减少；另一个是劳动力的数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这就使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在整体数量上相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比减少幅度还是比较大的。第三，没有港口之便。深圳和浦东分别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那时市场供给严重短缺，潜在的市场需求巨大，市场投资交易的机会也非常多。那个时候的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圳毗邻香港和澳门，所以它发展在引进设备、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引进管理方面都非常便利。而浦东也有它的便利条件。上海、浙江、江苏这一带在中国古代就有大运河的便利，人口稠密，富贾巨商云集于此。近代的上海工业基础在中国是比较雄厚的，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同样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浦东新区开发是顺应时势、应运而生，各类的先进产业发展就比较迅速，大量的外资总部迅速入驻，浦东新区的开发日新月异。而相对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新区地处内陆，没有港口与外部连接，经济外向程度不高，商业文化也不是像南方那么发达。第四，雄安产业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一些。雄安新区原先没有大的制造企业，主要集中了一些附加值比较低的塑料、制衣、制鞋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