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内在逻辑的深层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思考，高度凝练地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题。深刻理解这一命题，需要把握其内在逻辑，可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即：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支撑，以及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问题。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背景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党和国家之所以提出“文化自信”的战略方针，需要这样解读和领悟。

（一）文化的内涵及功用。文化可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心态层面，这几个层面由浅到深，物态文化层属于外围， “精气神”的心态文化层属于内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独立等重大问题。因此，早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同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的大会上，文化自信被阐释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自信遂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二）现实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亟待破解。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文化的诸多层面中，最深层次即心态文化层，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等。通俗地讲，文化关乎“人心”，文化自信则关乎人心凝聚。结合现实中的一些案例，从理论上探讨文化自信的战略命题，不容忽视现实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比如，信仰滑坡、一切向“钱”看等，这些都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去反思和破解的。

做历史研究，需要一种贯通思维。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被访者谈历史时总会说些他们对现实的感触，觉得“口袋鼓了，脑袋空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却没有那么多的温情可以感受，内心反而变得并不充盈。特别是，忙碌的生活中难免会有躁动情绪。对于这一点，大家或许都深有感触。浮躁进而会引发怨恨不满与心理失衡。换句话说，人的目标、想法、愿望一旦没有实现，就容易产生抱怨；此时，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和化解，怨气就可能转变成社会戾气。戾气虽然不是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但它的杀伤力非常之大，这种状况令人隐忧。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中“郝建”说过一句话：“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这正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折射和关照。

（三）历史给予的思考。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贯通性思维来关照当下的文化问题，可以通过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和思考来诠释。一位是国学大师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他于1918年在北京的净业湖（今积水潭）投水自尽，此时正值其60岁生日前夕。他的自杀不是因为家庭和贫穷，而是出于浓浓的家国情怀。梁济出生于清朝末年（1858年），27岁考中举人，40岁当官，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到民政部供职，月薪涨了近40块大洋。对此，梁济先生并不开心，一再向政府请辞。他认为，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还有很多烂摊子要收拾，需要大量的钱解决民生问题，所以，政府应该先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民生建设中，而不是用来给官员涨工资。

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际，当时的思想文化界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梁济却认为当下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否则会处于水土不服的尴尬境地。1916年袁世凯称帝83天被迫退位，不久便去世。中国由此出现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这一时期，他看到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看到战乱，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婪，于是越来越不开心。1918年在其投湖的前几天，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后，其投湖自尽。

有学者根据梁漱溟先生编校的其父遗著《桂林梁先生遗书》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心路历程以及他对那段历史的思考。研究表明，梁济并非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很理性地在思考中西方文化的问题。具体地讲，西方文化在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哪些方面需要高度警惕，他都有所关怀。他自杀的意蕴：一是亡国不可惜，就怕中华优良文化亡天下；二是科技或许可以救国救世，科技断然救不了人心。

另一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他与梁济的思维逻辑大有相似之处。1924年4月，泰戈尔接受讲学社邀请来华演讲。来华之初，中国知识界表示十分欢迎，演讲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会场外，不时有人在人群中散播名为“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送泰戈尔”的传单。与此同时，知识界许多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泰戈尔。

究其原因，泰戈尔认为“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因而“我们不能够借用西方的思维和脾性”，模仿复制西方的模式。虽然他并不主张盲目拒绝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只是反对滥用科学，反对畸形的物质或精神文明。但他以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批评西方科学文化的姿态进行演讲，这与当时急于走向西方式富强民主的中国知识界的期待很不相符。泰戈尔被反对声音弄得很是灰心，以致原定的六次公开演讲，被迫取消三次，离开中国时十分落寞。

追溯历史，为的是关照当下。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争论，虽然时代发生了变迁，逻辑会不一致，但在思考文化自信命题时，不能不是一种警醒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