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内在逻辑的深层思考（2）

二、文化自信的内涵与支撑

前已述及，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因此，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建设思路应包括三大板块。

（一）树立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信。为什么要谈论这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过于张力化，比如有人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就否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实践，有人肯定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实践就否定改革开放的决策。这种过于张力化的观念会消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我们应该把改革开放前后贯通起来认识。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二）树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就像硬币的两面，要统一起来看。文化为什么重要？党和国家为什么要着力于文化建设、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命题？因为文化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高度。社会发展的样态，是由文化层次的深浅以及文化厚重与否来决定的。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而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的支撑，和谐文化则是奠基在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上。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越趋同，说明我们的文化越和谐，也就意味着这个过程中张力化减少，社会比较和谐，反之亦然。实际上，社会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核心价值观的变迁。回溯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社会样态都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超稳定社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稳定社会作用的就是传统社会的价值观。

当然，传统价值观比较多元，包括儒家、墨家、法家等，核心的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它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儒家所倡导的，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二是仁义礼智信。如“礼”，中华是礼仪之邦，崇尚礼德。而这个“礼”，不仅是指教养，更指的是规约、是秩序。传统经典中有一句话叫“礼辨异，乐统同”，乐是用来统一相同、集中民心的。而礼是用来辨别不同的，要让每个位置上的人都有一定的遵循，坚持守好本分、尽好职责。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礼义廉耻”“德行天下”“中庸”等核心价值观，支撑维系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全球化时代，随着社会的变迁，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价值观的变化反过来也使得社会样态发生了改变。到了民国时期，一些西方的价值理念，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被引入。执政者是想通过核心价值观引领人的思想和行为，以此来破解中国被外来势力欺侮以及内部民主团结不力等问题。孙中山提出“五权宪法”，就是想借助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来使落后的中国变得强大。不仅如此，当时还倡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四维”“八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核心价值观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经常通过器物层面，或者说是物态文化层体现出来。拿中山装的设计来说，它承载了民国时期的核心价值观，蕴含了很多当时的价值元素。比如，中山装上的五颗扣子代表“五权宪法”，前面四个衣兜寓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袖口上的三粒扣代表“三民主义”，后背不分缝代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念。

与传统社会相比，民国时期核心价值观也是与时俱进的，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要求。然而，内忧外患的局面并没有破解。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之而来也有一套价值观念，对此，应联系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等客观地加以看待。

实事求是地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段，核心价值观大多是在外力主导下建构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中国要发展经济，就不能仅依靠苏联，主要还得靠自己。我们实行了一套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如计划经济、户籍管控、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斗争整肃等。这套机制反映了当时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涵养建构了革命与斗争、等级与身份、崇高与信仰、重义与轻利等核心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些年，社会价值观念渐趋分化、多元，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基于此，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以24个字，分别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要想对此有深入认识，需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作些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商工文明之后，其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理念因之而生。这六个字，就是西方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观。市场经济，必然会追求利益，讲求利润和效率。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有一种“经济人假设”，就是说所有人都是趋利的。为了使市场正常运转、商品正常交易、工作正常开展，要规避人性中一些不好的东西，要制约不当趋利。靠什么？靠的是契约、法律。这是一种外在的规约，同时还需要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这就涉及到信仰问题。西方信仰基督教，罪感文化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基底，对西方人的心理及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影响。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辩证地看，宗教对约束人的行为确实起到一定作用，基督教倡导人们通过忏悔来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

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命题的提出上来，改革开放之后，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因此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经商要不要趋利？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法律契约。从1978年算起，40多年的时间与西方几百年的进程相比，我们速度太快了，有一些法律契约可能衔接不上，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另一环就要追问：我们有没有内在的规约？有些人可能会回答有，因为中国人会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等。但要明白，中国人这个行为和西方终极关怀式的宗教信仰不同，我们更多带有世俗理性的一面，烧香祈福等多数时候只能算是迷，即“迷则有之、信则未必”。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内在和外在配合起来规约，一些人破坏规则、不当趋利，进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人们内心都是由自己的“小九九”主导的，有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其实价值观就是一种取舍，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考量。当今，面对法律契约不够完善、内在信仰存在张力的情况，党和国家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发挥思想引领作用，来破解不当趋利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落实，尤其是落实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同其他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以及怎样辩证处理好一元和多元的问题。

（三）树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现今，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在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里，汤因比指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对此，他总结了几点原因：

一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兼容并包中不断衍生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人类社会中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中国文化是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的。我们一向以天下为关照，从来不具有侵略性，如传统社会倡导天下大同，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讲天下为公，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等等。

三是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因为儒家的观点比较讲究平衡，是中庸文化、中和文化、和合文化。

四是在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五是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等，恰恰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的哲学基础。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强调遵循客观规律而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充满焦虑的时代能够让我们慢下来，有所节制。

六是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可以抑制人针对自然环境和世界的征伐欲望。

汤因比条分缕析的概括，开启了我们这样一种思考：在谈论文化自信的内涵和逻辑支撑时，我们有没有实施文化自信的条件和根基？文化自信不是我们简单提出的某一概念和口号，而是一个战略命题，它破解的是中华民族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有其自身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的。

三、树立文化自信需要破解的问题

文化自信是需要涵养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理性反思。《荀子·劝学》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树立文化自信，当务之急需要我们破解以下问题。

（一）复古文化的病态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但传统不等同于“复古”“守旧”，我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1年，余秋雨在《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中有几句话，用在这里还是比较恰当的：“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女德班”，有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当解释和不实认知，让国内外文化人十分诟病。当下，在文化建设方面一定要警惕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