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内在逻辑的深层思考（3）

警惕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对传统文化要心存敬畏，不能过于功利。现在什么都讲有用，这也有历史根由。现代著名语文学家夏丏尊曾这样描述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了做官……流弊所至，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这是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一种观感和反思，尤其是后面这段话，对我们有很深的触动：“凡事近视，贪浮浅的近利，一味袭蹈时下陋习，结果纵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亦止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与当今相比，程度不同，但本质相近。为什么学界近几年总是发生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事件，网络上出现唯圈子、梯子和场子这样的调侃，我们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尤其应该反思，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是否还在延续和传承。

对传统文化不实认知。如果对传统文化不能正确认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大打折扣。现在我们开发了很多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和活动，这本是一个好现象，就像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但要格外注意，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否真正理解了传统？具体地讲，应试教育中，学校为了升学考试，所教授的内容存在非黑即白问题，结论明确。可是，人文学科中的很多内容、很多感悟，并非那么清晰。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实的困境。比如，一谈到封建社会的皇帝，似乎都是三宫六院、生活奢靡。

康熙皇帝留遗嘱时曾言：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遯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用常识思考，皇帝要追求皇朝永固、江山永在，一些有为的皇帝也得有合法性的支撑。就合法性而言，一是“道统”，一是“法统”。谈及道统，从现代回溯传统，数千年的中国社会，其实从来都是一个道德伦理的社会，不管是圣人治国，还是君子行道，都有道德示范的作用。“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古代皇帝也是人，皇帝从小也得规矩学习、上思想品德课。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知这些，就会在学习的过程走偏。所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理性地思考，不能反常识。

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理解起来特别简单，就是钱穆讲的“尊亲重道义”。18岁就做小学教师的钱穆先生，他回忆年轻时社会上的尊师风气说：“有宴席，学校先生定居上座，地方绅士以及富商们，都谦逊不敢坐学校先生之上。”这道出了当时尊师重教的社会生态，从这个画面中读出何为真正的优秀文化传统。正因为年轻时有了这样的文化涵养，钱穆的思考与行事便很不一样。新中国成立前，他选择去香港，与友人共同创办了“新亚书院”，就是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名字，是钱穆定的，“中”代表着中国人，“文”即是文化。现在香港新亚书院中有一“合一亭”，亭的外墙刻有钱穆的《天人合一论》，是香港著名的风景之一。新亚精神的表达就是“不怕困难，不畏艰苦的创造”，“尊重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于社会、国家、人群有一种责任感”以及“师生的亲切的关系”。

《礼记·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言传和身教，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教给学生做人和研究的方法。为什么现在有人诟病我们的教育？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教育中问题到底在哪儿？大学要教会学生理性表达，而不是情绪化的宣泄。学生通过多元化的思想表达和碰撞，最终达成的共识才是最牢靠的。所以，理性是大学应该承载的最核心的东西，理性地做人做事，才是真正的善。

（二）民粹文化冲击理性文化问题。现代社会十分重视民众的呼声，但不能盲目屈从“民意”。民主是个好东西，实行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理性。比如，我们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通常会实行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但要警惕，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思维，它往往是以多数名义出现的，对民主的破坏力很大。试想，如果民众受到民粹文化的支配，会不会形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在思考文化自信命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联系到历史中的人和事。盘点起来，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的人物，注定不是时代的大多数，而是极少数人。放眼中外，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乔尔丹诺·布鲁诺，在地心说被大众广泛接受时，他坚定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使其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我们在作理性分析的时候，不能盲目屈从“民意”，这是坚定文化自信需要自省的一点。

再比如，俄国历史上有一位宰相叫维特。1917年前，维特想靠改革改变国家面貌。他所主导的改革并不极端，涉及对俄国传统文化的考量。但当时俄国更多奉行的是民粹主义，相当激进，对复杂的事情不经全面、细致地斟酌便轻率作出判断。这就导致了俄国二月革命的发生。维特曾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由公民组成，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理性，那这个国家的建设就会相当艰难。这句话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今天的改革涉及利益调整，要深入推进，就要形成合力，必要时还应该妥协。而这种包容中的妥协，就是大局意识，会使国家发展得更好。否则，欲速则不达。维特曾感慨，在一个不知妥协的民族里搞改革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

（三）宣传的空泛和教条化。我们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必须发动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切实的认知，而不能流于空泛的教条式宣讲。比如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问题，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刻意煽动民族情绪的声音，“爱国就买华为”、“抵制美货”等等。这些过激言行带来的后果是，严重干扰了民众视听和正常的舆论氛围，对改善形势毫无作用，也会有损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如果能够进行全面、科学、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将贸易战的性质、本质、实质讲清、讲好及讲透，反而更有利大众的认知与认同。

要而言之，如果我们重视某一领域，但缺乏学科基础上的系统知识、分析概念和理论思路，结果就会导致，我们越谈这些领域，越是泛而不深，热闹却不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会加速这些领域的边缘化。作为思想理论工作者、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须警惕粗糙的宣传教育。踏实研究、循循善诱、倾力而不带名利的投入，才能赢得美誉与尊严。2019年初，我遇到一位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她是外国人，却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与其交流时感到很亲切。她提到，有一位研究当代中国史的老师十分低调，到哈佛大学参加会议，选择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但这位老师的发言震惊四座，其以丰厚的学识和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赢得了哈佛师生的尊敬，被冠以“中国传奇”的美誉。树立文化自信任重而道远，今天学界存在着这样的老师和学者，是我们谈论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