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4）

第三，要历史地看待不同时代对于儒学的不同的态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尊儒的时候，也有批儒的时候，也有反儒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尊儒对，还是批儒对呢，还是反儒对呢？我们不能静止地看这个问题，那么儒家它既然是一家入世性很强的学说，它就要对社会发生影响，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总要对它做出不同的解读，难免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那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要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

孟子讲得很好，彼一时此一时，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人民现在正朝着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在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这样的一种文化使命。我们的历史使命换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的态度，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有所变化。

第四，我们要注意的是，对待传统文化要在创造性地转化上下工夫，一定的文化、一定的道德，一定的价值观，它都是历史的产物，它都包含着当时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

下面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群众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被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它的确定性，也就是它的原则性，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管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绝不发生任何动摇。

第二是它的开放性，这是指它在指导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确定性与开放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离开确定性，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离开开放性，离开中国的实践和发展，就不能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有的人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开放的体系，能够吸纳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如果你把封建性的糟粕贴上优秀文化的标签，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接单，这个我们肯定是拒绝的，比如，三纲五常，我们是肯定要拒绝的。如果是真正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创立那天起，就是一直虚怀若谷地予以拥抱，如饥如渴地予以吸收，浑然天成地予以化用。可以说一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借鉴、吸收、转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纷纭缭乱的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原因上来讲，就是因为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太深太重。比如，毛泽东早在韶山私塾当中就熟读了五经之一的《礼记》，青年时代曾推崇康有为，也深受《大同书》的影响。毛泽东的传统文化修养是非常深厚的，正是因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产生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样一种强烈的信念。这个就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文化动因，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这种空想性质的志向，这种信念就建立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成为了合规律性、具有实践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品格，后来就果然成功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建立了一个人民共和国，把理想全面落实在中国的大地上。那么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在马克思主义为实现大同社会提供科学基础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被赋予世界大同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这个天下为公、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理想只有到中国来才赋予了世界大同这样的中国民族化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形式。习近平同志又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儒道两家经典的思想把它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样的警言，以告诫我们党毋庸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大家都知道小康这个概念，这也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概念，在西方没有。这个概念最早是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真够劳累困苦的。那么什么时候老百姓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呢？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大家要注意，在我们《诗经》里面提出小康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叫大康。大康是出自《诗经·唐风·蟋蟀》篇，这个作者是一位官员，他看到秋末蟋蟀入室，天气转寒了，感觉岁月匆匆，这时候他心里忽有所感，于是反复告诫自己，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内之事要干好，过度安乐不可取，份外之事也要做，过度安乐不可取，要与国家共同忧患。那么过度安乐是什么？就是大康。可见在我们的先民那里大康指的是少数统治者的腐败的生活，小康则是绝大多数劳动者所期盼的，也就是草根们期盼的，能够保证基本需要的那种生活。那么《礼记·礼运》篇又从政治的角度诠释了小康的概念，认为小康是在私有制产生、战乱兴起以后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照顾各方利益，保证百姓生活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形态。那么近三千年来，中国的劳苦大众想小康、盼小康，但是小康总是像海市蜃楼那样可以望得到，但是不能落实。